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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71 其四，十分重视对新闻界不良倾向的监督与批评工作——不管这些不良倾向出现在政治思想中、业务活动里、人物言行时还是编辑版面上，凡有典型错误、不良倾向、糊涂认识，均在点评臧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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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73 其五，重视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种开风气、著先声、领新潮的启蒙开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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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75 其六，十分重视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良好经验的总结与介绍，重视对外国新闻界好的经验与信息的评介，经常及时推介新出版的新闻书刊上的重要文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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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77 其七，还没有建立（或自觉地去建立）一个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批评学理化范式，多数文章“仍然停留在感性化的、直接的批评小品文上”，“苦于没有理论的支撑，也缺乏方法论的引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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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79 其八，不同于国外的主流媒介批评，这家小型专业化的媒介批评刊物代表了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一种特色模式——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正确领导下，从新闻事业与社会改革的角度，从新闻自身专业演进的角度出发，既注重对媒介的教育与引导，也重视对媒介的监督与批评；既重视刊登正面的表扬性倡导性文章，也重视发出反面的批评性呼声；既重视具体的新闻业务，也重视新闻政策、新闻理论乃至于新闻教育等全方位问题的研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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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81 总体看来，作为一份有着专业背景的新闻研究机构编辑的媒介批评公开出版物，《新闻理论与实践》“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批评观，它的实践渊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传播活动”[24]。但在办刊内容上，它既有别于宣传系统监督性质的评报（台）小组活动，也有别于各个新闻机构内部发行范围有限的业务交流园地，更不同于高等新闻院校里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刊物。它既是一个全国的行业信息及时交流的专业平台，又是一个具有中国媒介批评特色的专业刊物，还是一个全方位囊括当时新闻界各种信息的一个时代记录者，这些要素与表现构成了这家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专业媒介批评刊物的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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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83 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520]

170486628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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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86 胡正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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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88 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的特殊性，不仅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述报纸与组织关系时的权威话语，直接规制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媒介批评的思维价值取向，而且对媒介批评的外在形式——批评文体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破立结合、视野宽阔、关注原因，同时也存在着批评标准唯一、批评方法单调、部分评价不符合实际、媒介批评尚未彻底独立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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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9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止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建立了人民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而且有意识地把武装斗争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开始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不断总结新闻传播工作经验，充分释放新闻传播工作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我党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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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9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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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9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是指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为认知对象，由共产党人为批评主体而开展的一种媒介价值判断与理性分析行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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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96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予以实践。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弱点是弱点。”[26]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27]斯大林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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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298 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相结合并得到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不言而喻，批评与自我批评也适用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换言之，对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进行批评、反思，即开展媒介批评，是党的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中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就包含着党开展媒介批评的萌芽：“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29]该议决案对党此前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审核，认为存在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职工运动中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等三个方面的缺点可以批评。在具体批评了宣传工作存在的缺点后，又有针对性地给出了12条改进新闻宣传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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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00 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独立的新闻事业以后一以贯之的思想。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加以强调：“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它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但是这两种义务，我们很少在同志中看见。”[30]1929年1月1日于上海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刊《党的生活》，在创刊词《〈党的生活〉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是要在不断的‘自己批评’中锻炼出来。没有‘自己批评’的精神，决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31]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不只是站在党的路线之下，积极参加党的一切工作，而且要尽量发表个人对于一切问题的意见，贡献于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要有公开地批评工作，批评同志的勇气，尤其要有自己批评和接受人家批评的勇气。”[32]将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到党能否“布尔塞维克化”的高度进行论述，并将之作为《党的生活》的主要任务之一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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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02 《党的生活》在创刊词中，还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抛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表示了极大不满：“我们党过去完全是一种‘家长制度’的精神，只要同志机械地服从，绝对不许同志发表对党的意见。党内生活只有传教式的训练，毫无活泼讨论的精神。于是党成了机器，党员成为木偶。”[33]为了在党内恢复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党的生活》的编辑在该刊第2期上特别刊出了《本刊的启事》一文，率先垂范，鼓励广大读者开展对《党的生活》的批评：“《党的生活》已经出了两期了。这两期中所谈到的问题，是否恰是党的生活所最需要的问题，是否是全体同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希望同志们对这个刊物发表批评的意见，能向我们提出具体的题目——迫切需要解答的题目——最好。”[34]该刊编辑还将“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作为广大党员对于中央刊物必不可少的义务之一加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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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04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严格限定了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与党的关系，“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35]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初步包含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党的新闻事业历来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如果没有《党的生活》等中央党报的编辑率先垂范进行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提倡，以党的新闻事业作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要正常而健康地开展是难以想象的。《党的生活》是中共中央创办的党内秘密刊物，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邓颖超、胡锡奎、潘问友、余鸿泽等，均为党在当时各个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和主持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使新闻传播的质量得到保证，而且使党报言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党的生活》的编辑在《本刊的启事》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大力倡导、积极鼓励的态度，对于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实践，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提示、玉成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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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0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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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0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媒介批评，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批评主体、批评客体的双重受限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批评目的、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模式、批评效果的发生及其路径等诸多方面，都与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有所区别。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的双重受限，使得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识实践关系，决定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样式，具有解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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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10 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的主体是由多种批评者构成的，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新闻媒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36]。不仅有通过新闻市场获得新闻的普通批评者，也有具有专门传媒知识的高层次的批评家群体，还有分布在政府机关、媒体的管理部门及专业委员会的媒体监管者。分布广泛是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主体在社会身份方面的一个主要特征，职业、地位、经历、个性、思想倾向、价值观念各不相同，这导致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呈现出“多声部合唱”的色彩。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主体则是一个有着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群，像瞿秋白、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李卓然、李立三等人，以及某些隐去真实身份、仅以“中央党报编者”署名为后人所知的批评主体，他们虽然在党内具体职务、分工不同，社会认识、经验阅历有别，甚至在从事媒介批评实践的时候其个人情绪、心境悬殊，不过他们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同身份。那些原本会对媒介批评造成影响的个体自然或经济因素，在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中都相对淡化或退隐了，而其作为党员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媒介批评具有更多的共性。媒介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批评主体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东西，其表现形式本来应该像大自然一样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总是社会中的人，批评主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主宰，“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种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37]，从而使人们的行为显示出某些共性。决定人们行为的社会因素诸如阶级、民众、性别、年龄等等固然不一而足，但政党因素则是这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纪律，这种组织和纪律对其成员的行为都有着相对有效的约束和控制作用。这种根源于政党组织和纪律约束的行为控制作用在媒介批评领域，不仅表现在批评目的、批评态度的相似，甚至还表现在使用的批评语言、语气等方面都显示出某些惊人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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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1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的客体是本党管控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当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报刊属性，承担着一般社会性报刊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但党报党刊又是党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党报党刊的这种特殊角色和地位预示了在媒介批评活动中，党报党刊会享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或关照，即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而更具有自我批评的属性，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同属于一个阶级阵营，是一种内部批评。在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中，学界对批评主体给予了较多的理论关注，而作为与批评主体对举概念的批评客体，其在媒介批评中的功能一直未获应有的重视和阐释。其实，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是统一的。离开批评客体，无所谓批评主体。在批评实践关系中，批评客体对批评实践也具有不容忽略的制约作用。批评客体迫使批评主体的认识与改造活动遵循其规律性，批评主体的实践目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结果都要受到批评客体的制约。具体到以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作为认知对象的媒介批评领域，批评客体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批评目的只能是善意的，批评目的的受限性，必然带来批评态度以及批评方法选择上的受限性。媒介批评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就会有利于党的事业；使用不当，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所以，以党的报刊作为客体的媒介批评特别应当讲究原则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自从诞生以来，一直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对党的报刊的批评意味着对党的批评。批评客体的这种身份不能不使批评主体在选择批评方法时有所思量、斟酌，慎重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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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14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8]这个观点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42年，但其蕴含的精神则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其所有工作中就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此前没有得到具体阐释和有效表述罢了。这虽然是针对报刊发表批评工作中缺点的报道而言，但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却具有普遍性意义，无疑也适用于媒介批评实践，是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一种提醒和要求。这种提醒和要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有着非常鲜明而突出的显现，并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获得强大的动力，进一步凝聚、成形、体系化，发展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批评模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这种媒介批评模式更是自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形塑20世纪中国媒介批评生态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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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1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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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6318 1930年5月10日，潘问友发表的《过去一百期的〈红旗〉》，典型地体现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在现在当全国各地都需要办理这样的报纸以领导全国各地之正在发展的革命浪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过去的工作给一个总的估计，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指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并给予全国各地办理地方党报做一点参考。”[39]媒介批评的本质属性是其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与在国统区存在的以国民党报刊以及一般商业性报刊作为认知客体的媒介批评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则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帮助式的建设性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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