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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批评主体和特殊的批评客体，导致特殊的批评目的，其深层原因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存在于受到国民党层层包围和反复围剿的红色根据地，生存环境异常残酷，党的新闻事业的任务非常直接而单纯。正如《红色中华》发刊词所指出的那样：“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40]一切为了前线，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党当时面临的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新闻事业存在的根据决定了媒介批评存在的根据。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任务也必须紧紧围绕赢得战争胜利这个目标而设定。虽然当时根据地有些媒体也已经注意到了媒介的娱乐功能，如《〈红星报〉见面话》中，将“会讲故事，会唱歌，会讲笑话，会讲苏联红军兄弟们的情形给大家听，会变把戏，会做游戏给大家看”[41]作为《红星报》的使命之一加以规定，但这种娱乐功能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作为提高士气、增强斗志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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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单纯排除了批评标准多元的可能，使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标准走向单一。这可谓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批评主体不一，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标准却是异常同一。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观。衡量媒介优劣，主要是看它是否完成和怎样完成了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看它是否通过新闻报道实现对党的工作的指导性。这个标准的建立是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新闻思想的学习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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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2]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著名判断，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列宁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列宁的新闻思想对走与俄国同样武装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性的前导和路标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办好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过程中，自然总是易于和乐于向列宁新闻思想的宝库中直接寻求可以借鉴的资源。而且紧张的现实斗争、繁重的宣传任务，使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无暇对新闻实践做出理论沉思，提炼属于自己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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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关新闻论述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因子，其中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最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青睐。1901年5月，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43]这个著名观点，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第87期社论，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该文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对列宁这个观点做了具体阐释。张闻天《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等文，都将列宁这个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支点进行阐述，或将其内容穿插到自己的文章中进行通俗地介绍。《红色中华》报社还把列宁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这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无须论证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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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的特殊性，不仅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述报纸与组织关系时的权威话语，直接规制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媒介批评的思维价值取向，而且对媒介批评的外在形式——批评文体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批评文体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反映的是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批评文体的构成包括表层的文本因素，如表达手法、题材性质、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格式，以及深层的社会因素，如时代精神、民族传统、阶级印记、作家风格、交际境域、读者经验等。批评文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表达、选择，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强调和叙述方式。选择、运用哪种文体，取决于表现对象的特点以及作者反映的具体方式。任何批评文体都同其一定的表达内容相适应，外在形式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借助它们得以表现的内容性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文本数量不丰，但文体单纯，多是容量较大、篇幅较长、论证严正的分析述评性批评文本。数量有限的批评文本具有较多的篇幅容量，这与惯常的媒介批评文本多为篇幅短小、感情充沛的杂感体，形成霄壤有别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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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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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行动往往来源于错误的观点。虽然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注意党报体系的整饬与扩大，为建立覆盖全国行之有效的党报体系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和努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还很弱小，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为数不菲的党员对党报地位的认识并不充分和到位，党内存在着一种普遍忽视报刊的倾向。这种认识削弱了党报作用的发挥，进而直接影响了党的各项工作。纠正对党内存在的关于报刊地位不正确的认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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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在对党报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亦坦率地指出党报宣传所存在的不足：“我们党报在过去虽然有不少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依然表示有许多严重的不可掩饰的缺点，这个缺点之最主要的来源是由于一般同志对党报作用的忽视。”[44]对党报作用的忽视，必然导致党报无法履行指导实际斗争的功能：“过去中央党报并不能反映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变，并没有充分传播全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消息，这表示中央党报与各地群众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党报不仅要传播各地斗争的消息，并且要具体地指导各地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报过去所表现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这一方面由于各地没有具体的灵活的关于斗争消息的通讯，另一方面却是一般同志还不能明了党报在策略上的指导作用。”[45]应该说，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此前时常有这样的事实，一个在党报上已经回答了的问题，但各地党部仍然要书面地向中央要求解释，并不注意在中央党报上所正式发表的言论。中央委员会因为一般同志不注意党报的作用，便不得不继续不断地发表通告。这种现象便使党报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同时使许多政治问题依然不能有普遍的充分的解答，因为中央通告终是有限制的。这对于全党的策略认识及政治教育有非常重大的消极影响。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中，作者提醒全党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要求今后自中央委员会以至支部的组织，必须将党报看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要全体共产党的同志，要所有同情于共产党的群众，一律起来动员他的力量，扩大党报的影响，更提高党报的作用。这不只是帮助了党报，而是健全了全国革命斗争之一个重要指导机关，这对于推动革命发展是有非常伟大作用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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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报刊的作用，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不独在共产党人中存在。这反映出当时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还不紧密，社会上普通人还没有生成利用现代媒介指导生活的需要的现实。但在生存环境异常严酷艰苦的武装斗争中，由于缺少其他更现代化的信息传送工具，利用报刊进行指导工作，充分释放报刊的指导性功能，就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的不二选择。在特殊的环境中，传统的观念势必成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张闻天批评当时有些党的负责同志，“一直到现在还觉得党报只是‘空谈理论’的刊物，党报文章的供给是‘党报编辑者的事’，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种态度的结果，就是党报的文章，不能不由编辑者自己去关在房间内写，不能不由编辑者自己到处的跑，用‘拉夫式’的方法请求不肯写文章的同志去‘随便写点东西’。结果党报的文章不能不是空泛的，一般理论与策略的。”[47]李卓然在《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文中，则引用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在立三路线之下，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宣传品”决议，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这一错误观念在党内的表现：轻视党报，造成了报纸与实际工作缺少紧密的联系，因为直接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通常不替党报做文章，不把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党报上发表，来教育党员与群众。“结果党报的文章，是党报编辑者的专门工作。同时不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甚至在实际工作中犯有错误的同志，可以要他做党报编辑的工作，如立三路线时代，还常遇着不好分配实际领导工作的学生同志，总是说，‘让他做点文字工作罢’，党报的编辑，自然也是那时所谓‘文字工作’的一种。”[48]这显然是建立和健全党报的一大观念障碍，必然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实践中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党报，是党的生命的寄托，没有党报，便不能有党的存在。李立三《党报》一文严正指出：“许多同志把党报看做一个极普通的刊物，几乎不是在闲了没有事做的时候便不看党报，至于发行党报的义务，更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一个严重的病候，如果不迅速的纠正，有使党疯瘫化的危险！”[49]这样的批评，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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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报刊的作用，还表现在报刊发行问题上。报刊发行是一项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工作，因为发行是报纸产生传播效果的前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报刊发行尤具重大现实意义，只有党报的广大发行，才能建立党与群众之非常密切的联系，才能扩大党报在一般劳苦群众中的政治领导。但是，当时党内对于发行问题是普遍存在着重视不够的倾向，为数不少的同志，都只将发行看成纯粹的技术性工作，完全没有从政治上，从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去认识这一工作的意义。李立三多次撰文批评党内存在着的轻视党报发行的现象，强调发行党报是党员对党应尽的义务之一。其他中央党报的负责同志在有关评述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时也都曾触及这个话题，希图通过强调党报发行与工作的重要关系，来扭转人们在发行工作方面的不正确观点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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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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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李卓然、凯丰、李富春、李一氓、张闻天、博古、瞿秋白等人都曾撰写过媒介批评文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主要实践者，其中尤以张闻天、博古、瞿秋白撰写的媒介批评文本最为规范，对问题的分析周详细密，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概括新闻现象或解读新闻报道文本而进行的媒介批评样式，而且他们三人的批评客体恰好各不相同，形成互补，在客体构成上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完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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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1907—1946），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和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博古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他1932年5月14日撰写的一篇媒介批评专论，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当时他正在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任上。他批评的客体是存在于“非苏区”的由我党掌握和编办的各种报刊。文章开头即引用中央为反帝运动致各级党部的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埃与红军”[50]，为对我党有关新闻传播进行分析提供论证根据。然后详细地铺叙了红军在全国各地取得的伟大胜利，通过引用《字林西报》的相关社论，很有说服力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红军的迅猛发展和不断胜利的消息，不仅已经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恐怖、惊惶、憎恨与新的进攻的组织，而且极大地兴奋、激励、推进了各条战线上的中国革命斗争，通过敌、我两方面对红军有关消息的情绪上与行动上的对比反应，自然而然地得出加紧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在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我们来看我们的各种出版品——报纸，传单等，怎样来进行这一个拥护红军的运动！”[51]开始系列展示我党非苏区各种报刊有关报道的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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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报道量严重不足。“我们的群众报纸，对于红军的光荣与伟大的胜利没有充分的加以宣传和散播。个别的报纸，甚至于没有一个字提出最近的工农红军的空前的伟大的胜利！”[52]为了说明报刊对红军消息没有充分加以宣传和散播的具体表现，博古对我党非苏区报刊的版面进行了数量分析。在青年团出版的《劳动青年》1932年4月7日和4月9日的第1、第2期上，没有一个字说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消息，而这时正是青年团反对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拥护红军周”（4月7日—12日）积极进行的时候。湖南的三日刊《工报》在第22—31期的10期中，仅仅有两次“红军消息一束”，简单的几十个字的“消息”！比较而言，沪东的《前线报》及《东方新报》在登载红军的胜利消息，显得比较经常些、多些、充分些，但《前线报》第11期上，把许多红军的胜利消息，放在轻描淡写、毫不令人注意的题目“零讯一束”之下。应该报道而失语，应该大张旗鼓而蜻蜓点水，简单几个数字的罗列就凸显了报道的失当，要言不烦，简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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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报道手段单调，态度随意。“在这些消息的内容与质量上，常常仅仅是‘消息’，而且仅仅是简单的转载中央斗争的‘红军消息一束’而没有加任何的编辑工作。”[53]博古点明这是《士兵之语》、《工报》在编辑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有一条消息甚至将应城、云梦错成盐城、鱼门。像这样的大意和疏忽，会极大地妨碍工人群众了解红军实际胜利的情形。博古这一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编辑手段与传播效果之间隐秘的关系，显示出他对编辑语言、编辑功能的重视，堪称当行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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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红军的作用及最近的光荣胜利的历史意义的解释与宣传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有时是完全不了解这种意义的。”[54]例如《前线》第90期合刊上的社论《拥护红军动员》，有这样一段阐释：“当国民党退兵，出卖上海的紧急关头，红军的出动是有极大的意义的。红军将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的领导者，它将取国民党白军而代之，站在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最前线，扩大这一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博古认为，这节文字在观点表述方面很成问题，隐含了这样的观点：“到今天为止，站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最前线的还是国民党白军，红军要到将来去取而代之。”[55]这显然是轻视或抹杀了红军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作用。因为红军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力与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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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宣传报道空洞，缺乏针对性。“我们的宣传品上，没有很好的来号召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拥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常常仅仅限制在空洞的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口号中，而没有告诉工人群众怎样来拥护好援助红军的行动。”[56]空洞的口号无法产生宣传效力。报刊编辑没有估计到各个地方的特点，未提出适合该地特点的宣传口号。例如，“不替反革命军队造枪械去进攻红军”对于兵工厂的工人是有效力的，而“托枪到红军去”的口号，在上海报刊上出现就变成了无的放矢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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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新闻传播无法实现对运动的组织作用。博古批评在上海共产党的报纸上，“没有一个字讲到在许多工厂与工人群众间存在着的红军之友之类组织的生活与争斗。没有一报登载过工人群众所通过的致苏维埃和红军的贺电，而这些贺电是很多的。在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在上海工人群众增长着的拥护红军苏维埃的情绪，更说不上我们的报纸对于这种运动的组织作用。”[57]所以，他力主应该即刻消灭这种情形。最主要的是使各厂的工人及劳苦群众了解其他工人群众的拥护红军苏区的活动，他们的方法、组织方式等等。通过新闻报道给他们树立榜样，使他们能够采用别人的经验来加入并推动这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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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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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1935）1933年8月7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油印）第50期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是他撰写的一篇新闻媒介批评的专论。当时，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看到的《红色中华》报是从第1号起到72号（中间缺少第14号到三十几号），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该报的整体情况。《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就是对这一段时期《红色中华》报的总体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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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首先对《红色中华》报的优点和长处进行了肯定，然后从7个方面重点分析了《红色中华》报所存在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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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瞿秋白认为《红色中华》并没有充分全面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因为从1933年2月4日起，《红色中华》报已经改组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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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缺乏具体的事实，感染力小。在《红色中华》上，“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59]瞿秋白认为新闻报道的特点就是通过叙述事实来反映、干预和影响生活，新闻对事实的叙述必须是具体、生动的，否则干巴巴的、笼统抽象的概括，无法给人以深刻的阅读印象，新闻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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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红色中华》报上虽然有了一定的反映，但还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比例失衡：“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60]对阴暗面揭露得较为具体，而光明面则没有充分进行报道。阴暗面与光明面在给人的感觉比例上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注意控制社会传播效果，否则，不但会歪曲生活现实，而且易给敌人以造谣中伤的借口。二是在报道方法上存在缺陷：“‘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61]报刊在具体地报道某些坏的现象的时候，也要及时具体地报道党的纠正政策，暴露缺点和错误很重要，但不能仅仅流于揭露和批判，也要相应地报道党和政府是如何克服缺点和错误的。这样，就会使人们对党充满信心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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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消息的编辑方面缺乏连续性。瞿秋白认为《红色中华》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可以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地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62]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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