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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有待加强，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命令主义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报纸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针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做有力的解释。对于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等等，“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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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红色中华》报的群众通联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改善。瞿秋白认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从报上就可以看出，《红色中华》报的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扩大报纸的报道面可以通过增加特派记者到各条重要战线、各个重要区域来达到，但这还不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重要的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条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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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除《红色中华》之外，瞿秋白主张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他认为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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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批评《红色中华》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他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平和的口吻，以谈感想、提建议的方式，委婉地批评《红色中华》所存在的不足，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感觉。这与当时其他一些媒介批评文本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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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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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报纸》是张闻天（1900—1976）1933年12月1日撰写的媒介批评专论，刊登于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38期。当时他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直接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关于我们的报纸》全文约6500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篇幅最长、批评色彩最为浓厚的批评文本，通篇围绕“我们的报纸在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方面，还是非常薄弱的”进行立论，从报道方式片面、报道方法简单两个方面对《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中央机关报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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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报道是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关于我们的报纸》结合具体实例，着力批评了报刊回避负面的监督性报道，从而造成新闻失实的倾向。在苏维埃革命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群众的英勇与光荣、壮烈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还有许多弱点，还有许多人在我们的内部进行破坏工作。“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一次两次的领导新战士开大差，或是坐在我们的军事机关里进行着破坏红军的工作。这些分子的罪恶，我们很少在报纸上揭发出来。甚至像《红星报》这样有威信的总政治部的报纸，也很少这类记载，甚至可以说简直没有。因此，这些反革命分子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队伍内活动，而不受到我们最严厉的打击。我们的《红色中华》曾经做过了很大的节省运动，但是在它的篇幅上，对于不能容忍的浪费，贪污腐化的具体斗争却是没有。”[65]这一批评，不仅在当时颇为大胆、激烈，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能给人启发，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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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方法简单粗糙，是《关于我们的报纸》痛批的另一个重点。当时中央根据地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很不令人满意。新闻报道常常是一些当地组织所要完成的赤裸裸的数目字，或者是它们的计划与工作布置。张闻天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这一缺陷。比如关于扩大红军的工作，报纸照例是某某地方的“光荣的动员”，某某地方正在积极动员中，以及某某地方“扩大红军的热潮”等好听的标题，然而关于这些动员的下文，关于这些工作计划执行的程度与在这一动员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报纸却没有记载。“我们常常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的数目字，一些一般工作计划与工作布置。但是对于这些记载进一步的考虑与检查，关系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因工作计划的流产或工作中发生严重现象而敲起警钟来引起全党与整个苏维埃政府的注意，来采取紧急的办法，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是没有。”[66]数字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数字的背后必须有确凿的事实来支撑，否则就是玩弄数字游戏，欺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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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扩红运动的报道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江西省委在当年十月革命节前，曾经决定扩大红军35000人。后来把这一计划的完成推迟到广暴节。然而依照最近得到的军委报告，在11月15号以前，江西集中的新战士不到5000。比如在10月6日《红色中华》第116期上，有关于博生县9月底10天内扩大红军1800名的记载。在《红色中华》第124期上又说到博生县的广泛动员，从10月11号起至10月17日止，在梅江、流南等5个地区7天动员了1583人。只依照《红色中华》这两次关于博生县的记载，那它单在17天内就扩大了红军3383人。这不但在17天内完成了博生县原定计划，而且超过了计划。关于江西其他各县，也是如此，如果依照《红色中华》的记载，也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就是不但完成了我们的计划，而且可以超过计划。“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同《红色中华》所描写的动人的图画，是不相符合的。实际给了《红色中华》的乐观的记者以冷酷的嘲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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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还批评了中央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流于空洞的叫喊与不着边际的议论，“大部分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在我们报纸上不容易找到关于一个村，一个乡，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比较有始有终的记载。”[68]比如《青年实话》第2卷第28期上一篇关于宁化青年积极加入合作社的报道，报道中只说了在8月份宁化县少队加入合作社的钱，共有1100元，超过原定数目的5倍多，仅仅据此就匆忙得出结论：“真的给了《青年实话》对合作社运动的号召以列宁青年的回答。但是这些合作社到底开在宁化哪里，合作社的营业与组织怎样，都无从知道。而且此后，在《青年实话》上再也见不到相关的报道。张闻天诘问：“这种流水帐式的记载，请问在为了开展合作社运动而斗争中，到底有什么用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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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空洞的喊叫和议论有时会起到掩护坏人坏事的作用。“在我们的报纸上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是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70]《红色中华》从106期到128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从第1期直到第16期，只在第9期上一个地方说了博生县第九兵站的官僚主义，在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上，就根本没有关于官僚主义的报道。即便这些少得可怜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新闻，也都登在报纸版面最不重要的地方，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篇幅的。张闻天据此断言，“如果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71]这样的分析确实目光犀利，洞烛幽微，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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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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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媒介批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彻底否定批评客体，将其驳倒，而是为了帮助批评客体尽快地发现并克服缺点，通过改善报道方式方法，提高宣传效果。诚如瞿秋白在谈及写作《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目的时所说的那样：“希望这对于《红色中华》能够有点帮助。”[72]实际上，部分媒介批评实践本身就是由媒介自我启动的。希望通过媒介批评能够对党的报刊有所帮助的心态，导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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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事求是。无论是在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在白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都比较年青，缺点在所难免，但与其所取得的成绩比较而言，缺点毕竟是次要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批评者并没有采取绝对化的批评方式，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即便是以批评为论证主轴，也是先对优点和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一点在瞿秋白《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表现最为典型：“这里，我们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我们看见工农群众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我们只说一说《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73]这样的评价立意高远，统领全局，比较中肯，容易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而不是灰心丧气，收到积极的批评效果。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文章也都有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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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破立结合。早期从事媒介批评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是学养兼备的宣传大师，如博古、张闻天、瞿秋白、李富春等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经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很高，对列宁的有关党报理论比较熟悉，而且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得革命者重新重视理论，1929年开始，中国思想界再度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同以往相比，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的文章与书籍，数量增多，内容也较为系统、较为全面了。”[7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处于创始摸索阶段，急需先进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具有将理论介绍与媒介批评糅合贯通、互为一体的叙述倾向。通常的文本展开模式都是以列宁或者党中央关于某一问题的决议文字领起，为具体的批评实践寻找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从而增强论述的权威性。很多批评既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又是对新闻报道原则和艺术所做的一般阐发。如张闻天、瞿秋白对报纸缺少具体的记载，新闻只揭露阴暗面而不报道纠正措施等等的批评，更是触摸到了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达到了很强的专业批评水准。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中三次引用列宁《论我们的报纸的性质》的有关论述，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展开批评叙述，给人以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有破有立，加之批评主体多身处领导岗位，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评判也容易得到贯彻和执行，化为新闻事业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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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视野宽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活动的批评主体多是党的领导人，他们身处领导岗位，信息灵确，阅读、指导报刊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对我党报刊的实际情况了解透彻，而且对当时国统区的新闻传播生态也耳熟能详，了然于心，这使他们在观察我党报刊时能有一个相对宽广的媒介视野。1932年4月18日，上海《字林西报》登载该报记者发自安徽的通讯，报道了安徽红军有惊人的发展、红军已直逼六安城下的消息，并配发社论，为国民党围剿红军出谋献策。张闻天4月19日即撰写了《〈字林西报〉记者口中的“剿赤”》予以评述。博古在《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也曾提到《字林西报》的这篇报道和社论。凯丰《给〈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中，将世界性的新闻自由与新闻控制的背景置入媒介批评的叙述之中。李一氓在《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中，批评《红色中华》在完成党的中心工作方面还欠缺组织力量的时候，建议学习国统区一些报纸的做法：“在白区的抗日捐款给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资产阶级报纸的作用，可以给我们做参考。”[75]与国统区报刊互相参照，以比较的眼光来评判，使批评叙述实践避免了武断和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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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注原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常常在指出不足的同时，对造成不足的原因给予了寻根究底的追索。例如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批评报纸上尽是空洞的数字与脱离实际的口号后，明确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报纸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报纸当然决不能起为了党与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的实现而坚决斗争的作用。”[76]指出缺点后点出原因，这就可以让被批评者看清以后努力和改正的方向。难能可贵的是，张闻天在批评媒介时并没有把所有的原因都清算在媒介头上，而是同时点出领导机关的责任：“各级机关对于自己的报纸的注意，领导与帮助是极端不够的。”[77]并以《选举运动》在无形中夭折的命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很是公允，颇有说服力。瞿秋白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文本框架更是以“应该”建构叙述模式，通过“应该”一词的反复使用，语气平和，批评语汇的杀伤力相应地得以节制，并赋予了媒介批评以建设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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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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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也存在一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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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报刊，还是在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其历史都很短暂，虽然它拥有先进思想的培育，在实践中进步很快，但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可能即刻摆脱事物在发展初始期所必然具有的形态的粗糙与不完备。与之对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也具有一些成长期的缺陷。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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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评标准唯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确定党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方面，贯彻了列宁的思想，借鉴了俄国党报的经验。这固然使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一个较高的理论起点上，但也存在着对列宁党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有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现象，无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思考、沉淀，在指导、评判新闻事业时存在着以俄国党报理论为唯一标准的弊端，进而压抑、排斥了新闻事业其他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在戎马倥偬、艰难百战的环境中，要求新闻事业紧密配合党政中心任务，推进政权建设，直接服务革命战争，自然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但若一味扩大、强调新闻事业的某一功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新闻事业功能失调、结构紊乱。沪东《前线》报第12期曾有如下一篇受到博古称赞的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最近在汉水北岸一带活动，占领潜江、京山等县城，吓得国民党屁滚尿流，说要封锁汉水并派飞机七架去轰炸，但是这是枉然的，红军正在配合当地群众着着向武汉逼近发展。我们要大家起来拥护红军，组织‘红军之友’社，派人到红军中打炮［仗］去，派代表团到苏区参观去。”[78]这条新闻在今天看来很不规范，不足为训，之所以受到博古称赞，显然不是从新闻本体的角度来考量的，而是把新闻的组织功能扩张为首要功能的结果。如此批评可以理解，但有对列宁党报功能观误读之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以列宁的党报功能观，作为衡量报刊与党政工作关系的准绳，并有将其扩大为唯一标准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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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评方法单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以列宁党报理论来观照当时我党的新闻实践，初步形成了先阐释理论，然后将新闻实践与理论对照的批评模式。批评方法基本上带有工作总结、回顾的色彩，属于媒介管理型的批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对于提高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可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复线的历史过程单线化，理论阐释加例子说明，定性与定量结合，固然不失为一种简捷有效的批评方法，却不应该是唯一的媒介批评方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解决一切问题。面对丰富鲜活的新闻实践，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有将生动的新闻实践扁平化的危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过于依赖此种方法，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千篇一律的境地，但有形成某种固定批评模式的苗头，批评过程显得单调。特别是面对国统区、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媒体，采用同样的批评方法，多少有些不分青红皂白、削足适履，削弱了媒介批评的真理性和实践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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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受“左”倾影响，部分评价不符合实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诞生之日，恰逢“左”倾思潮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之时，难免不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而我党当时主要的媒介批评家，如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是当时“左”倾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媒介批评实践中也显露了一些“左”倾色彩。1930年9月7日以前，《红旗日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内的订户与代派处有四五十处被搜查，五六十人被捕。而9月15日《红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红旗日报》委员会的决议，“坚决反对这一种观点，以为这些搜查与破坏的教训，是要告诉我们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不能办这样大的日报，或不能到各工厂中建立代派处”[79]，认定这种观念是对全国政治机关报的取消观念，这是白色恐怖的投降者。这种不顾严酷的环境现实，不讲条件一味蛮干的行为，只能给党的新闻事业招来损失。“左”倾路线在争论中往往采取否定一切、武断绝对的态度，在这时的媒介批评中也有所表现。李一氓批评中共创办的地方报纸道：“现在的地方报纸办得实在坏，不是长篇大论的论说，就是干燥无味的公牍，既不象‘公报’，更不是‘群众的报纸’。”[80]这样的评价与实际不符，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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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媒介批评尚未彻底独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还很稚嫩，媒介批评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表现为比较规范的媒介批评文本数量比较少，只有博古、张闻天、瞿秋白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而且即便这几篇也还留有工作总结和指导的痕迹，更多的批评性文字则散见于一些党团决议、工作总结、指导文件之中。借助党团决议、工作总结、指导文件开展媒介批评，有利于媒介批评功能的发挥，但也表明独立的媒介批评意识还没有正式形成，阻滞了媒介批评自我形态的凝结，从长远的观点看并不利于媒介批评的进步。另一方面表现为反批评缺席。媒介批评本是民主的体现，批评的常态应该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之中，媒介走向完善和成熟。媒介批评虽然以媒介、媒介产品为批评客体，但这种批评最终都会指向媒介或媒介产品的生产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在党的报刊上我们无法窥见被批评者反驳声音的存在，致使媒介批评变成了单声道的霸权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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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有着全新内涵的批评种类，它反映出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诞生以后，人们对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设计、对媒介功能新的认识和期待。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一媒介批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历史资源，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20世纪中国的新闻传播生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政治宣传色彩浓郁，新闻特性不足，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媒介批评传统相关。在事物永续发展的链条中，这种批评模式自有不可移易的必然性。在着力构建21世纪中国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今天，仍然能给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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