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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媒体科学论述中消息来源选择以及消息来源论述再现之探讨，尤其是本文所关切的议题：媒体科学论述中专家和非专家以及其意见如何被形塑？从批判角度研究媒体论述的“批判性论述分析”提供一个有效之研究取径，因为“批判性论述分析”是所有论述分析取径中明显地聚焦于意识形态或权力议题的分析取径。诚如知名“批判性论述分析”学者van Dijk（2001）所言，此一论述分析取径聚焦在探讨“论述如何扮演产制、复制以及挑战宰制地位的角色”（p.300）；而所谓的“宰制地位”（dominance）则是来自社会中的精英、机构或团体运用其权力，创造出政治、文化、阶级、族群以及性别的不平等。一般而言，一篇“批判性论述分析”报告的研究目的就在检视论述如何巩固一个团体宰制其他团体的权力，亦即van Dijk所说的由上而下的宰制角度（top-down relations of dominance），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或者更进一步地分析一个具备支配性地位的团体的权力如何在论述过程中被挑战，亦即van Dijk所说的由下而上的抵制角度（bottom-up relations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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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批判性论述分析”不但强调语言或论述在建构外在世界真实上的重要性，也着重于探讨媒体论述和特定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脉络之关联性。因此，从“批判性论述分析”来看媒体科学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下列问题：“谁”才是界定科学事务的“权威性来源”？“什么”是值得报道的相关“事实”？换言之，即使是报道最客观的科学，媒体科学论述所提供的并非是一个客观的科学事件报道，而是反映政经环境、媒体组织或新闻工作人员立场的主观建构真实（Carvalho,2007）。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媒体科学论述并非客观的科学事件报道？传播学者从“报道性言说”（reported speech）概念（Calsamiglia & Ferrero,2003;de Oliveira & Pagano,2006）以及“平衡报道”（balanced reporting）概念（Boykoff，M.& Boykoff,J.2004;Zehr,2000）出发的相关批判性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一个很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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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报道和“信息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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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vs非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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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核心价值，“平衡报道”体现在新闻处理过程或最终新闻内容的方式就是：让持对立立场或观点的新闻事件相关人士都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并且各方论点在新闻内容中都获得大约等比例的报道。然而，Gelbspan（1998）提醒大家思考下列问题：一则科学新闻报道中的不同新闻来源是否应该具备同样的科学权重（scientific weight）？换言之，根据“平衡报道”规范所产制的媒体科学论述，是否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科学社群普遍的共识和少数怀疑论者声音在理解相关科学性议题时，应该被等量齐观。根据Boykoff，M.和Boykoff，J.（2004）针对美国4份主要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Los Angeles Times和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全球暖化报道分析发现，遵循“平衡报道”规范使得美国报纸的全球暖化报道呈现“信息性偏差”（informational bias）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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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尽管科学社群针对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的论点存在普遍共识，Boykoff，M.和Boykoff，J.（2004）对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Los Angeles Times和The Wall Street Journal 4份美国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却显示，超过一半的全球暖化报道（52.56%）则是平均呈现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主张以及自然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主张。其次，关于如何响应全球暖化问题，科学社群也普遍认为人类应该立即采取强制性行动（immediate and mandatory actions）来对抗全球暖化；但是，Boykoff，M.和Boykoff，J.却发现，从1988年到2002年全球暖化因应措施相关报道中，将近八成报道内容（78.20%）一方面呈现人类应该采取立即性（immediate）、强制性（mandatory）行动的论点，同时也以等比例篇幅呈现人类应该采取谨慎性（cautious）、自愿性（voluntary）行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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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平衡各方观点的报道反而是一种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Boykoff，M.与Boykoff，J.表示，之所以产生上述“信息性偏差”现象，主要跟全球暖化议题被政治化有关。全球暖化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源自199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中，来自全球各地超过700名科学家讨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家小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针对全球气候变迁所做的评估报告，会后发表《科学家声明》（The Scientists’Declaration），催促各国政府采取立即行动来控制全球暖化风险；随即在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中发展出《气候变化纲要公约》（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FCCC），强制要求各国政府管制二氧化碳之排放；最后在1997年日本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中，签署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以规范工业国家未来温室气体减量目标及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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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尾随着《京都议定书》而来的并非各方对抗全球暖化的一致行动。一方面由于温室气体减量将严重影响相关利益团体之生存，因而引发美国相关游说团体（包括The Global Climate Coalition，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Exxon石油公司）之政治运作，企图突显因应全球气候变迁所制定的环境政策对当前经济体系的威胁（Leggett,2001;Muradian & Martinez-Alier,2001）。因此，假如“科学不确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论述被有心人士运用，目的是用来捍卫特定政治团体或商业团体的利益（McCright & Dunlap,2000,2003）；但是媒体为了体现所谓的“平衡报道”而公平呈现各方论点时，是不是反而让全球暖化的真正原因以及人类如何逆转此一发展的讨论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各国政府能源以及运输政策的拟定？因为“更多的研究”往往成为各国政府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的最佳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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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部分学者（Wilkins,1993;Zehr,2000）认为，当全球气候变迁成为主要媒体报道对象时，尽管“科学不确定性”论述往往是一个鲜明的媒体议题，但是它通常却被媒体用来弱化非科学家的知识正当性。Zehr（2000）分析美国4份主要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Chicago Tribune以及The Los Angeles Times报道后指出，美国主要媒体在报道科学家以及一般民众对全球暖化议题的态度时，相对于科学家比较慎重的观点和乐于承认“科学不确定性”，民众往往被报道为危言耸听者或大惊小怪者；其次，相对于科学家的怀疑主义和充分论证，民众往往被报道为容易轻率地下结论；此外，民众在媒体报道中被描绘成轻忽科学证据和科学过程者，也是草率发表意见者。换言之，“科学不确定性”论述成为媒体建构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间的“社会阶层”（social hierarchy）的工具，亦即媒体科学论述有意无意勾勒出一条划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间的知识正当性界线，目的在降低非科学家论点之正当性，以便达成让科学家成为产制全球暖化议题相关知识的唯一正当发声管道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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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vs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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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体报道科学性议题时所呈现出来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发声正当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太出乎意料的现象，毕竟科学性议题有其专业性，专家通常会比非专家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也注意到，科学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发声正当性”问题。在一篇探讨气候变迁政治学的文章中，Demeritt（2001）指出，即使是科学性知识也具备社会性向度（social dimension），亦即科学性知识之产制流程通常充斥下列问题：如何操作实验或进行测量？是否要信赖研究结果？谁对研究结果的解读比较可信？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以气候变迁的研究为例，相关研究实际上受制于特定的研究取径，已经俨然形成所谓的“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亦即由少数的人掌握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选择何种研究方法以及判断何为可靠证据的标准之最后决定权（相反看法请参见：Schneid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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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Demeritt（2001）也强调，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气候变迁研究，并不代表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和承载高度价值的政治并无二致，而是希望一般民众能够正视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过程的无法完全价值中立的现象。以最近台湾研究团队再次证实氟氯碳化物排放是造成臭氧层破洞的元凶为例，研究团队成员并非环境变迁专家；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团队并未采用该领域中的传统测量方法，而是设计全新的实验方法，让测量误差从传统测量方法的50％，缩小到5％以内。换言之，两年前美国科学家波普的一篇研究推翻氟氯碳化物排放是臭氧层破洞主因，引发全球最知名的两大科学期刊《自然》与《科学》对此议题展开激辩；但是两年后一个由“行外人”组成的台湾研究团队，却在一篇刊登在2009年5月《科学》期刊的研究报告中平息此项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争议，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研究团队由非环境变迁专家的分子束专家组成，反而可以成功地跳脱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中既定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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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道性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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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从批判性研究角度来探讨消息来源选择和消息来源论述再现的研究路线，是环绕着“报道性言说”（reported speech）概念而进行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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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上述，传统的“新闻专业规范”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公正、中立、客观和平衡，而“引经据典”就成为体现上述规范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报道性言说”就是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被记者所援引的他人论述（citation or quotation）。一般而言，新闻报道中的引述概分为直接（direct）引述、间接（indirect）引述以及未指定间接（free indirect）引述；部分学者（Calsamiglia & Ferrero,2003;Lauerbach,2006）则再增加嵌入性（inserted）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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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新闻学观点，援引他人论述可以确保新闻报道的内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同时也让撰写报道的记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愈来愈多的学者（Caldas-Coulthard,1994;van Leeuwen,1996）指出，实情并非如此。一般而言，读者对新闻报道任何一个片段的意义赋予并非独立于其他片段之外，而是来自这些片段与其他片段所共同形成的脉络（context）。因此，Tannen（1989）强调，各种形式的引述（quotation）的意义会因为新旧论述脉络的不同而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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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Oliveira和Pagano（2006）更进一步指出，为了增加引述和新的论述脉络之契合度，对新闻报道者而言，即使是原汁原味的“直接引述”也有可能成为达成报道者沟通目标的修辞资源。换言之，即使记者不是故意要扭曲原意，当记者透过引述来报道新闻时，由于被引用的论点已经抽离原本的论述脉络，他人论述在新闻报道中被“断章取义”似乎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因此，在探究被引用的论点是否被扭曲时，我们要考虑的是被引用的论点是否仍然反映其“原始的意图、原始的目的以及原始的沟通伙伴”（Calsamiglia & Ferrer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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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新闻报道中的引述之原意不容易在新的文本脉络中被保存，批判性论述学者普遍质疑，无论是科学新闻访谈或科学新闻报道，记者在选择消息来源和再现消息来源论述时是否真能做到公正、中立和客观。因此，批判性论述学者（Calsamiglia,2003;Moirand,2003）倾向于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在引用受访者或其他新闻来源时，无论是“谁”的论点被引用、“哪些论点”被引用以及被引用者如何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都隐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特定目的。西班牙学者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为媒体科学论述中的引述功能下了一个很传神的批注：“引述是将他人言语用来传达以及服务引述者的目标”（p.149），同时也提供一套证明上述主张的语言学导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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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的建议，研究者应该以引述出现前的新闻报道段落（the pre-citation segment）作为分析对象，然后从下列三个面向来了解媒体科学论述的作者立场（p.158）：“谁”（科学家或激进主义分子）被引述、被引述者“身份”如何被指称（个人或特定组织成员）以及被引述的言谈之行动类别（内容导向或评价导向），亦即引述者透过选择动词（choice of reporting verbs）的类别（陈述研究发现、陈述研究过程、澄清和促进了解特定专业概念的科普化动词、传达正向立场、传达中性立场、传达暂时性立场以及传达批判性立场）来定义被引述者看法之属性。简言之，针对媒体科学论述中所出现的引述进行上述三个面向之分析，可以有效地诠释新闻报道中科学的声音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亦即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如何呈现不同类别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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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当引述者将被引述者看法定义为“内容导向”时，被引述的内容会在报道中和陈述研究发现（findings）的动词（譬如，“观察”、“发现”以及“提及”）、陈述研究过程（procedures）的动词（譬如，“分析”、“探索”、“描述”以及“推测”）以及用来澄清和促进了解特定专业概念的科普化动词（譬如，“解释”、“比较”、“描述”、“举例说明”以及“界定”）一起出现。相反的，当引述者将被引述者看法定义为“评价导向”时，被引述的内容会在报道中和三种评价性动词（Hyland,2000
:28）一起出现，包括显现被引述者的正向立场的动词（譬如，“鼓吹”、“辩称”、“认为”以及“主张”）、显现被引述者中性立场的动词（譬如，“响应”、“表示”以及“引用”）、显现被引述者暂时性立场的动词（譬如，“分析”、“相信”、“假设”以及“建议”）以及显现被引述者批判性立场的动词（譬如，“抨击”、“谴责”、“反对”以及“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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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架构，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选择6份西班牙报纸对于“疯牛病”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企图借此架构来解读哪些新闻来源（科学社群成员或具备特定政治或社会立场的人士）被西班牙报纸媒体视为与“疯牛病”事件比较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个别的科学家的言论被引述时，比较经常和中性立场动词以及科普化动词一起出现；以集体身份出现的科学家之言论被引述时，比较经常和批判性立场动词以及暂时性立场动词一起出现；但是，非科学家的言论被引述时，比较常出现代表正向立场动词以及互动性导向立场动词（譬如“声称”、“宣布”）。Calsamiglia和Ferrero表示，尽管在科学领域中比较保留地陈述相关科学发现是一种常态，但是当科学知识在“疯牛病”报道中被形塑成一种暂时性和有限性知识，这样的报道虽然反映当下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却造成社会大众不必要的困惑和混乱。Calsamiglia和Ferrero认为，新闻记者如何能在有限的科学知识状态下，还能在报道中展现对科学的信心以协助公众对问题的理解，有待后续研究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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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结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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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性论述分析”角度来检视媒体科学论述，帮助研究者穿透文本/语言以及“新闻专业规范”的表象，看见隐藏于文本中流动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力量，是一个解析媒体如何建构新闻事件真实时不容忽视的研究观点（Fairclough,1988,1995;van Dijk,1988）。本文所探讨的科学新闻来源选择和引述内容，就鲜明地呈现新闻从业人员在实践“新闻专业规范”时，稍一不留意就会受到“政治规范”或“经济规范”的影响。首先，恪遵“平衡报道”原则而产制的报道，有可能对非专家看法经由等比例的报道而产生过度赋权的问题；但是媒体科学论述中也可能有意无意地矮化非专家的“发声正当性”，或者赋予特定专家比较高的“发声正当性”。此外，尽管新闻从业人员为求新闻报道的公正、中立和客观而尽量援引他人论述，但是姑且不论新闻报道中的引述之原意不容易在新的文本脉络中被保存，相关研究也证实，新闻从业人员在引用受访者或其他新闻来源时，都隐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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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播研究者对于自己的批判性也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否则容易落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自我实现”陷阱。首先，有些学者（Moirand,2000，转引自Calsamiglia & Ferrero,2003）认为，科学新闻记者原本可能只是基于本身科学专业之不足，因而对于所报道的内容欠缺安全感，所以在报道中尽量引述各方不同的声音；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有可能无意中过度戏剧化新闻事件本身的冲突性。换言之，尽管有时候科学新闻记者引述很多新闻来源的原意只在实践“新闻专业规范”，然而学者从媒介批判角度来看类似文本时，有可能就会将它冠上所谓“煽色腥主义”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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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者从批判角度探讨媒体产制科学论述和新闻专业规范间的可能冲突时也不能忽视，有些科学议题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因而一开始可能就已经被置放在一个政治性框架中来讨论，当然就很难断定是否存在所谓的媒体操弄“发声正当性”的问题。就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的安全标准相关科学报道而言，台湾马英九任命的第一任卫生署长在9月底因为决定比照香港而定三聚氰胺含量标准2.5 ppm为上限，引发严厉批评，最后黯然下台；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声音集中在“为何要采取香港的标准，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标准”，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起因于自中国输入的问题乳制品，而参照香港的标准很快地就被扣上台湾“马政府为中国解套”的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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