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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意见生产的产业化和意见分配的市场集中化，一小部分精英开始控制了公众的话语权，并掌控了国家的政治命脉。虽然对于传媒体制的操纵本身是一高度敏感的话题，不亚于对于市场经济的操纵，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更愿刻意忽略和回避这一话题，正所谓“经济造就了空洞的新闻业，而政治维系着其存在”。James Carey对这一传媒制度也做过精辟的总结：“正是通过这种不加理解的新闻事实，民众的认识才被僵化或改变，因为他们只是会对上一个流程传来的专家的意见进行评判。总体而言，这种新闻以公众的名义自居，但公众在其中只是被动接受的观众，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它更像是一个接受专家所传输信息的容器，一个进行营销的借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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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投资者谋求更大的利润，传媒不仅放弃自身对民主自治所担负的责任，同时还利用其权力推动了传媒所有者和广告商某些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同时通过误导公民逐渐使其远离政治。少些传媒即使能从竞争中存活下来，也难以理想的方式立足，以抗衡这种推动政治议程的影响力。当今的美国传媒批评已深深意识到“这种私有化、趋利化的传媒体制与民主的社会目标从根本上是相悖的”，进一步讲“就民主审议的定夺和全面报道公共事务而言，市场实在是一个糟糕的机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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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赢利和政治控制的结合决定了现代美国新闻业的性质，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动和传媒市场的巩固，政经这两股势力日益交织在一起，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传媒体制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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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力量的多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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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阶段媒介批评声音较单一，比如早期的媒介“商业主义批评”阶段，媒介批评的主要力量是来自有着文学背景后涉足新闻业的报纸编辑或记者；“报阀”批评阶段，媒介批评的主要力量日趋专业化。当今，媒介批评声音有多元之势。“每一个维护公正的人都不能无视美国新闻业所身处的危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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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自作家的声音。公共服务的优先权日益被商业驱动力所替代，其根深蒂固的原因何在？一大批作家也为此寻求着答案，比如Bill Moyers，William Safire，John McCain和Jon Stewart等在传媒上纷纷发表见解，这一局面越来越难以为人们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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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自公共利益团体的大声疾呼。各团体一方面纷纷号召其组织成员提高自省意识，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动变革并提出各自的变革主张。比如，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公正与准确报道组织”（Fairness & Accuracy Reporting）已成为媒介批评的中心，一些消费者和公民权益组织，像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Union）、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Federation of America）、媒介准入组织（Media Access Project）、数字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和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等正向美国国会发动一场媒介战争。另外，全国的政治活动家组织也已活跃起来，提出一系列媒介变革方案，诸如自由新闻界（Free Press）、Prometheus广播计划（Prometheus Radio Project）、传媒渠道方案（Media Channel）、改造传媒方案（Reclaim the Media）、传媒容器方案（Media Tank）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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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此次媒介批评运动包括众多新闻记者。根据2004年传媒从业者的民意测验显示，83%的人感到由于商业压力，新闻质量下降是美国新闻工作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2004年传媒从业者的民意测验）。事实上，这一社会毒瘤不仅腐蚀着人们每天接触到的新闻信息和图像，而且侵扰着新闻工作者的生活。美国报业公会作为热心于商业媒介批评者多年，表达了普通新闻从业者的不满。Leonard Downie Jr.和Robert Kaiser这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在其最近的著作《关于新闻的新闻：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业》（The News about the News：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中，不仅对当代新闻业进行了言辞尖刻的批评，而且还记录了近几十年传媒业下滑的螺旋轨迹。其批评声音并非黑夜中的一记响鞭，其他众多内行批评声音以种种形式每周都刊登在以激进观点著称的杂志上，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国家》（The Nation），《革新者》（The Progressive），及《美国前程》（The American Prospec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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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美国媒介批评的力量呈多元之势，表明媒介批评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不仅媒介批评不再局限于少数局内人，媒介弊端已逐渐为更多的大众所认识到，关键还在于，这些批评力量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社会中扩散，在扩散中汇集，以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形式，明确提出各自的媒介变革主张，欲与社会决策层讨价还价，以切实有效地影响媒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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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批评作品的丰富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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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媒介批评力量呈多元之势，但这种多元的批评力量总要假以媒介表达各自的声音，媒介批评作品正可谓是这些多元力量表达多元主张的载体。那么，从当代媒介批评作品的丰富之势中，我们可以管窥当代美国媒介批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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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传媒体制及其批评自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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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反战积极分子及进步人士（革新派），尽可能提供自己的思考答案。在新“左”派失败的灰烬中，一些活跃分子开始寻找为什么他们不能找到更多政治上的支持者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被误导，对政治失去兴趣。对于传媒体制及其在美国生活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思考，其中Todd Gitlin 1980年的作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是这一类别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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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解构媒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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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根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被新闻报道所引导的认识框架，一种可以左右事实并将不同意见边缘化的建构力量，加之宣传的过滤器的作用，在消费新闻之前，新闻已经历过种种过滤或设置。人们需要学着对新闻报道进行解码以理解存在于新闻业弊端的建构作用基础，诸如Edward S.Herman 和Noam Chomsky，在1988年的代表作《制造内容：新闻媒介的政治经济》（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s Media）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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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呈现媒介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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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媒介产业的巨大发展中，其本身也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革。在各个领域，比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有线电视公司、音乐公司都有兼并趋势，资金雄厚的少数大公司存活下来，并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尽管传媒渠道本身的数量呈爆炸之势，但媒介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却没有改变，许多初创的小公司无法获得竞争机会，一些独立的媒介产品也难以进入主流媒介。Ben Bagdikian的作品《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曾再版6次（初版于1983年发行，最新版本为2004年的《新媒介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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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破解数字时代多样化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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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各类媒体记者们开始大声疾呼，反对新闻被商业集团所操纵的现实，以及迫于报道底线的压力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公众利益取向报道的现实。但矛盾的是，虽然媒介巨头们开始不断在印刷、广播、电视网络方面创设新的渠道，可为公众注意力所能获取的多样性的观点却在减少。事实上，多元性为数字时代多样化本身所迷惑，批评家们开始意识到这一错觉所隐含的巨大问题，即越来越少的公司和记者用越来越少的素材报道少之又少的故事。记者们不尽其所能去报道，更多地依赖于某种捷径去获取所谓的“客观”的报道，对来自不同角度的官方新闻不分巨细地加以报道，以达到所谓的平衡，但总是缺乏真实和必要的分析。“同样的报道会不断分散到日益增多的媒介渠道上，这对于传媒的商业运作来讲确有梦幻般的效果，而对于记者和读者们来说则不亚于是一场噩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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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媒介批评的最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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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传媒批评所呈现出的扩大、深入之势已不足为奇。但仅依此来概括这一激进媒介批评时代是不够的。因为媒介批评所呈现出新的态势和效果已证明美国当代激进媒介批评已进入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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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媒介批评的效果：左右传媒本身的系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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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传媒事件政治化浮出水面，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公众运动推翻了联邦电信委员会关于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的决定。长期以来被看做规范机构，却被其所规范的产业所“俘虏”，委员会希冀一定的公众参与能解救这一困局，但事与愿违，委员会受到了来自公众、议会意想不到的反对。最终，法院于2004年推翻了联邦电信委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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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媒介批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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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00万美国公众联名反对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这令联邦电信委员会和国会相当震惊，国会有关人士称该事件所收到的高度的民众反馈，是除伊拉克战争以外任何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团体组织，从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到国民枪支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均声明，该事件“拨动了共同体成员的弦”。一次次的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民众反对联邦电信委员会的决议，人们对该决议的知晓率越高，反对声也越高。“历史上第一次，对商业媒介的激进批评与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并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共振。”联邦电信委员会委员马歇尔·库珀（Michael J.Copps）在其发表的反对联邦电信委员会解禁决定的观点中写道，2003年针对传媒所有权的争论唤醒了美国公众中“沉睡的舆论巨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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