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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媒介批评力量呈多元之势，但这种多元的批评力量总要假以媒介表达各自的声音，媒介批评作品正可谓是这些多元力量表达多元主张的载体。那么，从当代媒介批评作品的丰富之势中，我们可以管窥当代美国媒介批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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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传媒体制及其批评自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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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反战积极分子及进步人士（革新派），尽可能提供自己的思考答案。在新“左”派失败的灰烬中，一些活跃分子开始寻找为什么他们不能找到更多政治上的支持者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被误导，对政治失去兴趣。对于传媒体制及其在美国生活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思考，其中Todd Gitlin 1980年的作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是这一类别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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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解构媒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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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根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被新闻报道所引导的认识框架，一种可以左右事实并将不同意见边缘化的建构力量，加之宣传的过滤器的作用，在消费新闻之前，新闻已经历过种种过滤或设置。人们需要学着对新闻报道进行解码以理解存在于新闻业弊端的建构作用基础，诸如Edward S.Herman 和Noam Chomsky，在1988年的代表作《制造内容：新闻媒介的政治经济》（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s Media）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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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呈现媒介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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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媒介产业的巨大发展中，其本身也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革。在各个领域，比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有线电视公司、音乐公司都有兼并趋势，资金雄厚的少数大公司存活下来，并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尽管传媒渠道本身的数量呈爆炸之势，但媒介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却没有改变，许多初创的小公司无法获得竞争机会，一些独立的媒介产品也难以进入主流媒介。Ben Bagdikian的作品《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曾再版6次（初版于1983年发行，最新版本为2004年的《新媒介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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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破解数字时代多样化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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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各类媒体记者们开始大声疾呼，反对新闻被商业集团所操纵的现实，以及迫于报道底线的压力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公众利益取向报道的现实。但矛盾的是，虽然媒介巨头们开始不断在印刷、广播、电视网络方面创设新的渠道，可为公众注意力所能获取的多样性的观点却在减少。事实上，多元性为数字时代多样化本身所迷惑，批评家们开始意识到这一错觉所隐含的巨大问题，即越来越少的公司和记者用越来越少的素材报道少之又少的故事。记者们不尽其所能去报道，更多地依赖于某种捷径去获取所谓的“客观”的报道，对来自不同角度的官方新闻不分巨细地加以报道，以达到所谓的平衡，但总是缺乏真实和必要的分析。“同样的报道会不断分散到日益增多的媒介渠道上，这对于传媒的商业运作来讲确有梦幻般的效果，而对于记者和读者们来说则不亚于是一场噩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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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媒介批评的最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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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传媒批评所呈现出的扩大、深入之势已不足为奇。但仅依此来概括这一激进媒介批评时代是不够的。因为媒介批评所呈现出新的态势和效果已证明美国当代激进媒介批评已进入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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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媒介批评的效果：左右传媒本身的系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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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传媒事件政治化浮出水面，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公众运动推翻了联邦电信委员会关于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的决定。长期以来被看做规范机构，却被其所规范的产业所“俘虏”，委员会希冀一定的公众参与能解救这一困局，但事与愿违，委员会受到了来自公众、议会意想不到的反对。最终，法院于2004年推翻了联邦电信委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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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媒介批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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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00万美国公众联名反对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这令联邦电信委员会和国会相当震惊，国会有关人士称该事件所收到的高度的民众反馈，是除伊拉克战争以外任何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团体组织，从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到国民枪支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均声明，该事件“拨动了共同体成员的弦”。一次次的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民众反对联邦电信委员会的决议，人们对该决议的知晓率越高，反对声也越高。“历史上第一次，对商业媒介的激进批评与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并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共振。”联邦电信委员会委员马歇尔·库珀（Michael J.Copps）在其发表的反对联邦电信委员会解禁决定的观点中写道，2003年针对传媒所有权的争论唤醒了美国公众中“沉睡的舆论巨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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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界要求建立一个更完善、更多元化、更有代表性的媒介体系的要求此起彼伏。库珀对此做了深刻的总结：媒介的集中辩论永远不会一样，委员会面对的是更加明智、更加利益攸关的公众。过去只有少数局内政治游说者理解这一议题，而大多数人对此含混不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该事件是否将导致一场更加广泛、更加持续的媒介改革运动，还是仅此一举尚有待时间证明，但不管怎样，2003年发生的事件是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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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媒介批评家：境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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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对于美国新闻自由来讲，具有主流性的思想传统。但历史上，由于其思想内涵与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相对立，因而常居于社会的边缘，更因其将美国的商业化的新闻体制视为美国民主基石的“裂缝”而常常招致谴责；自然，那些所谓的媒介批评家境遇也不佳，往往被视为“与美国文化和新闻历史的主流无甚关联的却心存不满的政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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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的批评从现代媒介的缘起到如今绵延不断，其大量批评文章所持续描绘的大众传播媒介制度反民主的趋势正在一一应验，即公共信息源的集中日益腐蚀着美国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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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仅媒介批评家们的论调越来越令人信服，当今较有名的媒介批评家也已不再无所作为，诸如Bagdikian，Herman & Chomsky，Baker，McChesney，他们已成为美国新闻史中媒介批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当今新一轮媒介批评思潮的开路先锋，其研究成果为当代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设立了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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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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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当代美国媒介批评成绩斐然，即使如此，媒介批评仍面临着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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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传媒大公司掌握左右公众观念的便利条件。对于传媒大公司而言，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必要的观念宣传，以向公众阐释美国的传媒体制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进程，传媒大公司才是最值得和最适当的传媒统驭者。另一方面，新闻业政经合流的现实，一定程度上说，新闻业与精英群体的共同之处，远超过与其所应代言的公众之间的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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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种面临着重重困难的环境下，媒介批评主义从来就不只是为批评而批评。它是一种结构性批判，其目标在于改变现行机制以打造更好的新闻业。媒介批评潮起潮落，往往在较大的社会动荡时期获得长足发展，而此时所有主导性机构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事实上，只有人们意识到媒介批评可以给传媒体制内部带来良性变革时，媒介批评的质量和数量才会有积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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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商业化的新闻体制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是有利有弊，还是彻底失败，对于这一议题的争论，不仅有历史可寻，并不间断地周期性出现，而且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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