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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5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提议开设报馆，其文曰：“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当时维新人士对铁路极其看重，认为是去除壅蔽的第一等手段，康有为将报馆与铁路相提并论，一为精神交流之去除壅蔽，一为物质交流之去除壅蔽，可谓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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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业的职责与功能，梁启超有更深刻的论述。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进一步解说：“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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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将报馆比作“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报馆不是臣服于政府的附属机构，而应与政府平等相立。“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此番言论隐然已将报馆凌驾于政府上，“第四种权力”也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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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报业与政治的关系极密切，或借政治扶持而声势大张，或因政治打压而萎靡不振。但不论环境如何险恶，舆情总是要沸腾如煮，自由总是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今日读近代报人报事，常有万千感慨，正如清人叶舒璐一首诗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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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盘黑白烂纵横，全局端资一著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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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不教留劫在，樵夫冷眼看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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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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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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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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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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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一章 风从西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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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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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父来到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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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5月12日正午，纽约港。海天辽阔，群鸥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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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号”商船汽笛长鸣，准备起航。甲板上的商人挥手作别岸上的亲友，他们带着淘金的梦想前去清国。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是一名独身乘客，他刚刚风尘仆仆地从伦敦绕道纽约，他有一个秘密任务——将上帝的福音带往“蛮荒”的清国。等待他的不只是近四个月的海上风浪，还有在陌生国度里的莫测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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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为了在海外拓展上帝的疆土，他准备了数年。如果不是本国的商船拒绝搭载，他这辈子会不会踏上纽约的土地还是个未知数。东印度公司拒绝马礼逊的理由是清国的法律禁止传教，他们是商人，求财不求祸，遵守当地的法律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很难对英国商人这种守法意识进行褒贬，他们的拒绝与英国绅士的保守形象非常适宜。当马礼逊转而求助于美国船长时，很意外，美国牛仔爽快地答应了，把这个年轻的冒险家送到清国并且藏匿起来，将是一件非常刺激和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要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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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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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之前，船长还是忍不住发问：“你期望你真的能够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谦逊而又雄心勃勃地回答：“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必定能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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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他践行了27年，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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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的上帝如此应允他的子民。“三叉戟号”帆船像一片树叶一样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波峰浪谷间飘摇了一百多天后，终于到达酷热中的广州。“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17年之后，马礼逊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名流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滔天风浪时，他仍然觉得帆船随时都可能被摧折在暴怒的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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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只是一系列孤独、抑郁和沮丧的开始。唯一的安慰是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馆慷慨地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藏身之所，那完全是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给他开的一份介绍信的功劳，否则他可能就是一只被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老鼠，危险无时无处不在。当马礼逊一踏上广州的土地，马戛尔尼使团在出使纪实里对清国的描述很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封闭的帝国敌视一切新鲜事物，这里不只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简直是另一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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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即使是待在商行里，马礼逊也不得不面临中国人的围观，他们用疑虑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围着他问这问那，如果他能在街面上自由走动，肯定会听到人们对他的新称呼——“番鬼”。不过，来到广州后，马礼逊学到的第一个新的中文词是“嘉庆”，清国皇帝的年号，只是这两个吉祥的字眼没有给马礼逊带来好运。这一年正是嘉庆十二年（1807），传教禁谕依然被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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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禁谕是罗马教廷与清政府间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的结果。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704年，教皇格勒门十一（ClementXI）发布了一个颇具挑衅意味的教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从敬天、祭孔、祀祖的传统习俗。2这些传统习俗是天朝意识形态的外化，关系天朝的立国大本。在位的康熙皇帝感觉到了这一禁约的政治涵义，这是在和大清皇帝争夺子民，立即予以严词拒绝，“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更是对传教怀有戒心，甫一登基即将传教士赶往澳门，并数度发生排教、仇教事件。乾隆年间先后三次镇压天主教。一百二十多年间，传教不仅为官方所禁止，也为民间所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