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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来到广州的马礼逊根本就不能走出栖身的商行，传教则无从说起。对于马礼逊来说，首要任务还是学习中文，虽然在两年前他已经跟华侨开始了这项学习，但远没有达到熟练运用的地步，要想读懂中国的经典书籍还有困难，更谈不上用古奥的文言文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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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大清的法律，中国人不仅不能学习夷语，也不能教夷人学习中文，违者杀头。中国人不准学习外语的禁令在1860年得到一个猝不及防的教训，清朝官吏要求北京的囚徒巴夏礼给英国公使额尔金写一封“退兵书”，而巴夏礼提出，“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这个条件让清朝官吏极为郁闷，因为偌大个北京城，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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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的中文老师高先生每次来给他授课的时候，必须随身携带两件道具——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5鞋子表示他是来买鞋子的，不是来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被官府查出，可以尽快把自己了结。危险确实发生过，官府接到举报说，高先生教授马礼逊中文，3年时间至少积蓄3万至4万元，这个夸大其词的报告受到官方重视，高先生遭到追捕，但他跑得及时，毒药才没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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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是如此的危险，而学习本身也是一项苦差事，更为苦恼的是马礼逊没有理想的落脚之地。3个月之后，马礼逊在美国商行的房屋租期届满，辗转流落到法国商行，继续汉语学习。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谈论他的学习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复元。”6后来的中国学者林语堂说第一批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譬如一次漫长而精细的自杀”7，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算太过分。在那个时代，不少西方人甚至怀疑中文是外国人所能掌握的语言。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足以折磨他们的耐心，更不用说即使他们穷尽一生也不能透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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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马礼逊托人弄到了一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也是在这年春天，他开始摸索着编写一部《华英字典》，字典的内容就是他在学习过程中陆续积累的。除了深造中文，马礼逊打发寂寞时光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翻译《圣经》，1810年（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翻译并付印，第二年，他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译。这些都是杀死时间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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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1812年，形势更加恶劣，清廷再颁禁教谕旨，禁止洋人秘密印刷书籍，传教惑众，为首者斩。谕旨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是针对马礼逊的。5年过去了，马礼逊依然像一只四处躲藏的老鼠，传教工作无法展开，印好的书籍白送也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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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马礼逊到东印度公司谋了一份编译的工作，年薪500英镑。这份工作不仅帮助他解决了经济问题，还让他能合法地逗留广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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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结婚了，但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在大清国，洋女人是不能进入广州城的，她们只能待在澳门。这造成彼时澳门的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女性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天朝的这项制度设计有着自己的算计，没有女人陪着，这些讨厌的番鬼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两百年后的2007年，澳门各界隆重纪念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政府发行了纪念马礼逊的邮票。事实上，当年马礼逊在澳门的小家风雨飘摇，他一人奔波在外，长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妻子身体虚弱也无人在身边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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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马礼逊太需要朋友了。1813年7月4日，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马礼逊那一天的心情，一封书信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喜讯：一位传教士偕夫人抵达澳门，将辅助他秘密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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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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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个助手：米怜和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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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米怜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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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米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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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出生于1785年，小马礼逊三岁，同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出身底层，6岁丧父，被委托给一位亲戚监护，一度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顽童，在信奉基督之后才一改前非。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底层社会生活的磨砺让他具备了成为圣徒的坚韧性格。当他申请去中国传教时，伦敦传道会认为他举止粗野，文化素质、知识水平都不足以到中国这么一个文化深厚的地区传教，按他们的选拔标准，起码要受过医学、天文学的训练。派米怜这样一个粗人去，神的面子似乎也挂不住。征选委员会里的一位委员不无揶揄地对米怜说：“你去做工人最合适。”但米怜不觉得这句话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说：“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有资格的话，那我去中国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博士，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我愿意做任何仆人的工作。”底层出身的米怜并不高看自己，伦敦传道会也没有死咬文凭学历不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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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来华传教的事就这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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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中国，米怜在广州潜居，突击中文，帮助马礼逊翻译《圣经》。1814年，在中国广州、澳门都无法立足的米怜和马礼逊商议将马六甲作为海外传教基地，并在这年冬天前往考察，他们发现这里有地利人和之便。这里靠近中国大陆，随时可与印度和广州联络，交通甚为方便。同时，这里也是华侨聚居地，利用华侨的流动性，便于对大陆进行渗透。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如马礼逊所说，马六甲“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英国殖民统治者部署的必要的兵力”8。当米怜到达马六甲时，受到了殖民当局的欢迎，表示愿意为传教提供一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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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一起来到英属殖民地马六甲，同来的还有大清国刻字工人梁发。他们商量好了，来到马六甲要办学校、办印刷所，学校可以培养传教人才，书籍传播可以代替四处游说，而且影响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在他们拟定的计划里有“要求在马六甲刊印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利用报刊来传教，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在他们的祖国，阅读报刊是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们很明白报刊的宣传功用。虽然很难查阅到19世纪初年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数量，但一份资料表明，道光七年（1827），英国有报刊480多种，美国800多种，法国490多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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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华人记者”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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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8月5日，他们开办的免费学校开学了，虽然只有5名学生。也就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海风轻轻吹拂，海浪拍打沙滩，几个人围着庭院忙碌而兴奋，中国新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刻字工梁发小心翼翼地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宋体大字清晰地印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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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嘉庆二十年（1815），马礼逊来华第九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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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过程，很多事件，当事人并不觉得多么重要，激动的反而是后来的研究者。梁发揭开第一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文简称《察世俗》），这是报业史上激动人心的瞬间。然而，对于马礼逊来说，不过是他漫长的传教生涯中一个平常片刻，他根本不会想到此刻他以第一人的姿态进入中国的近代新闻史。在两本关于马礼逊的传记作品中，我注意到其中一本对传主的办报经历只字未提，而另一本则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两位西方作者居然都不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大事，需要浓墨重彩地铺排一番，这本身就颇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