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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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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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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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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一章 风从西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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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父来到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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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5月12日正午，纽约港。海天辽阔，群鸥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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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号”商船汽笛长鸣，准备起航。甲板上的商人挥手作别岸上的亲友，他们带着淘金的梦想前去清国。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是一名独身乘客，他刚刚风尘仆仆地从伦敦绕道纽约，他有一个秘密任务——将上帝的福音带往“蛮荒”的清国。等待他的不只是近四个月的海上风浪，还有在陌生国度里的莫测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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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为了在海外拓展上帝的疆土，他准备了数年。如果不是本国的商船拒绝搭载，他这辈子会不会踏上纽约的土地还是个未知数。东印度公司拒绝马礼逊的理由是清国的法律禁止传教，他们是商人，求财不求祸，遵守当地的法律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很难对英国商人这种守法意识进行褒贬，他们的拒绝与英国绅士的保守形象非常适宜。当马礼逊转而求助于美国船长时，很意外，美国牛仔爽快地答应了，把这个年轻的冒险家送到清国并且藏匿起来，将是一件非常刺激和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要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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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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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之前，船长还是忍不住发问：“你期望你真的能够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谦逊而又雄心勃勃地回答：“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必定能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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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他践行了27年，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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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的上帝如此应允他的子民。“三叉戟号”帆船像一片树叶一样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波峰浪谷间飘摇了一百多天后，终于到达酷热中的广州。“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17年之后，马礼逊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名流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滔天风浪时，他仍然觉得帆船随时都可能被摧折在暴怒的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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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只是一系列孤独、抑郁和沮丧的开始。唯一的安慰是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馆慷慨地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藏身之所，那完全是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给他开的一份介绍信的功劳，否则他可能就是一只被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老鼠，危险无时无处不在。当马礼逊一踏上广州的土地，马戛尔尼使团在出使纪实里对清国的描述很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封闭的帝国敌视一切新鲜事物，这里不只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简直是另一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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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即使是待在商行里，马礼逊也不得不面临中国人的围观，他们用疑虑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围着他问这问那，如果他能在街面上自由走动，肯定会听到人们对他的新称呼——“番鬼”。不过，来到广州后，马礼逊学到的第一个新的中文词是“嘉庆”，清国皇帝的年号，只是这两个吉祥的字眼没有给马礼逊带来好运。这一年正是嘉庆十二年（1807），传教禁谕依然被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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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禁谕是罗马教廷与清政府间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的结果。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704年，教皇格勒门十一（ClementXI）发布了一个颇具挑衅意味的教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从敬天、祭孔、祀祖的传统习俗。2这些传统习俗是天朝意识形态的外化，关系天朝的立国大本。在位的康熙皇帝感觉到了这一禁约的政治涵义，这是在和大清皇帝争夺子民，立即予以严词拒绝，“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更是对传教怀有戒心，甫一登基即将传教士赶往澳门，并数度发生排教、仇教事件。乾隆年间先后三次镇压天主教。一百二十多年间，传教不仅为官方所禁止，也为民间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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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来到广州的马礼逊根本就不能走出栖身的商行，传教则无从说起。对于马礼逊来说，首要任务还是学习中文，虽然在两年前他已经跟华侨开始了这项学习，但远没有达到熟练运用的地步，要想读懂中国的经典书籍还有困难，更谈不上用古奥的文言文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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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大清的法律，中国人不仅不能学习夷语，也不能教夷人学习中文，违者杀头。中国人不准学习外语的禁令在1860年得到一个猝不及防的教训，清朝官吏要求北京的囚徒巴夏礼给英国公使额尔金写一封“退兵书”，而巴夏礼提出，“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这个条件让清朝官吏极为郁闷，因为偌大个北京城，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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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的中文老师高先生每次来给他授课的时候，必须随身携带两件道具——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5鞋子表示他是来买鞋子的，不是来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被官府查出，可以尽快把自己了结。危险确实发生过，官府接到举报说，高先生教授马礼逊中文，3年时间至少积蓄3万至4万元，这个夸大其词的报告受到官方重视，高先生遭到追捕，但他跑得及时，毒药才没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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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是如此的危险，而学习本身也是一项苦差事，更为苦恼的是马礼逊没有理想的落脚之地。3个月之后，马礼逊在美国商行的房屋租期届满，辗转流落到法国商行，继续汉语学习。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谈论他的学习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复元。”6后来的中国学者林语堂说第一批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譬如一次漫长而精细的自杀”7，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算太过分。在那个时代，不少西方人甚至怀疑中文是外国人所能掌握的语言。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足以折磨他们的耐心，更不用说即使他们穷尽一生也不能透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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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马礼逊托人弄到了一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也是在这年春天，他开始摸索着编写一部《华英字典》，字典的内容就是他在学习过程中陆续积累的。除了深造中文，马礼逊打发寂寞时光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翻译《圣经》，1810年（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翻译并付印，第二年，他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译。这些都是杀死时间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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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1812年，形势更加恶劣，清廷再颁禁教谕旨，禁止洋人秘密印刷书籍，传教惑众，为首者斩。谕旨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是针对马礼逊的。5年过去了，马礼逊依然像一只四处躲藏的老鼠，传教工作无法展开，印好的书籍白送也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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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马礼逊到东印度公司谋了一份编译的工作，年薪500英镑。这份工作不仅帮助他解决了经济问题，还让他能合法地逗留广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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