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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结婚了，但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在大清国，洋女人是不能进入广州城的，她们只能待在澳门。这造成彼时澳门的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女性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天朝的这项制度设计有着自己的算计，没有女人陪着，这些讨厌的番鬼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两百年后的2007年，澳门各界隆重纪念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政府发行了纪念马礼逊的邮票。事实上，当年马礼逊在澳门的小家风雨飘摇，他一人奔波在外，长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妻子身体虚弱也无人在身边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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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马礼逊太需要朋友了。1813年7月4日，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马礼逊那一天的心情，一封书信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喜讯：一位传教士偕夫人抵达澳门，将辅助他秘密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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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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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个助手：米怜和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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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米怜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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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米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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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出生于1785年，小马礼逊三岁，同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出身底层，6岁丧父，被委托给一位亲戚监护，一度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顽童，在信奉基督之后才一改前非。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底层社会生活的磨砺让他具备了成为圣徒的坚韧性格。当他申请去中国传教时，伦敦传道会认为他举止粗野，文化素质、知识水平都不足以到中国这么一个文化深厚的地区传教，按他们的选拔标准，起码要受过医学、天文学的训练。派米怜这样一个粗人去，神的面子似乎也挂不住。征选委员会里的一位委员不无揶揄地对米怜说：“你去做工人最合适。”但米怜不觉得这句话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说：“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有资格的话，那我去中国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博士，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我愿意做任何仆人的工作。”底层出身的米怜并不高看自己，伦敦传道会也没有死咬文凭学历不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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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来华传教的事就这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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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中国，米怜在广州潜居，突击中文，帮助马礼逊翻译《圣经》。1814年，在中国广州、澳门都无法立足的米怜和马礼逊商议将马六甲作为海外传教基地，并在这年冬天前往考察，他们发现这里有地利人和之便。这里靠近中国大陆，随时可与印度和广州联络，交通甚为方便。同时，这里也是华侨聚居地，利用华侨的流动性，便于对大陆进行渗透。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如马礼逊所说，马六甲“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英国殖民统治者部署的必要的兵力”8。当米怜到达马六甲时，受到了殖民当局的欢迎，表示愿意为传教提供一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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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一起来到英属殖民地马六甲，同来的还有大清国刻字工人梁发。他们商量好了，来到马六甲要办学校、办印刷所，学校可以培养传教人才，书籍传播可以代替四处游说，而且影响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在他们拟定的计划里有“要求在马六甲刊印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利用报刊来传教，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在他们的祖国，阅读报刊是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们很明白报刊的宣传功用。虽然很难查阅到19世纪初年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数量，但一份资料表明，道光七年（1827），英国有报刊480多种，美国800多种，法国490多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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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华人记者”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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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8月5日，他们开办的免费学校开学了，虽然只有5名学生。也就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海风轻轻吹拂，海浪拍打沙滩，几个人围着庭院忙碌而兴奋，中国新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刻字工梁发小心翼翼地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宋体大字清晰地印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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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嘉庆二十年（1815），马礼逊来华第九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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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过程，很多事件，当事人并不觉得多么重要，激动的反而是后来的研究者。梁发揭开第一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文简称《察世俗》），这是报业史上激动人心的瞬间。然而，对于马礼逊来说，不过是他漫长的传教生涯中一个平常片刻，他根本不会想到此刻他以第一人的姿态进入中国的近代新闻史。在两本关于马礼逊的传记作品中，我注意到其中一本对传主的办报经历只字未提，而另一本则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两位西方作者居然都不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大事，需要浓墨重彩地铺排一番，这本身就颇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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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瞬间同样被历史选中的中国刻字工梁发大概也不会特别激动，印一本杂志和印一本书在他眼里不会有什么区别。就那么轻轻一揭，他浑然不知地坐上了“中华第一报人”的“沙发”（借用网络语言）。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在家乡鲜有人知，但在欧美和香港却流传至今，这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特有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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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原名梁阿发，1789年出生于广东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圩西梁村（今佛山市高明区西梁村）。梁家世代务农，梁发11岁入私塾，念过四年书，15岁到省城打工，从制笔学起，又学了画工和木版印刷。因为读过几年书，文笔流畅，字也写得不错。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圣经》要出版，很可能，他在这时候与马礼逊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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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梁发随米怜来到马六甲，开始海外打工生涯，帮助他们印刷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这份刊物里的很多文章都没有署名，无法知道每篇文章的作者（今天英国依然有刊物由编辑集体撰稿而不署名的现象，比如著名刊物《经济学人》就是如此）。但由文章中对中国古文的熟练运用程度可以判断，梁发参与了撰稿，而据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考证，《察世俗》里面署名“学业”的文章就是梁发所作10。马来西亚官方出版的《华人志》里，梁发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第一位“华人记者”，认定的依据显然是他曾经为刊物撰稿。有趣的是，梁发在排版过程中，又接触并掌握了西方标点符号的运用。梁发把这些标点符号运用到中文期刊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革新和创造。一百多年后的五四时期，中国报刊才广泛使用标点，一些文学大师能写白话文却未必能运用好西式标点，比如受人崇仰的鲁迅，他的很多文章都是钱玄同抽空给他注的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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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11月3日，梁发受洗为基督教徒，显然，这是生活环境促成了他的信仰转变。他写的文章，马礼逊认为是“孔子眼中的基督教”，这也是早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他心灵里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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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梁发回到家乡，一是结婚，二是散发传教小册子和杂志。西梁村的村民这才知道，他入了教，帮番鬼刻书，有一种名字很长的书还是每月定期出版的。梁发的传教行径很快传到官府的耳里，逮捕，烧书，受刑。那时候，官还不怕洋人，更不怕梁发这个教民，但洋人还是有能力把他捞出来，送回马六甲。从这以后，村里的人都不欢迎他回来，因为他一回来官差就要来抓人，小小的村庄就会鸡犬不宁，饱受惊吓。此后，梁发回过多少次家乡各种资料的记载并不一致，但可以确定他在1828年与人合作，在广东高明县开设了第一所基督教的私塾，但学校在开学的那天就被官府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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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礼逊等人创办的刊物有少量流传到中国大陆，但大都影响甚微，至今没有发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回应的记录。倒是梁发的著作《劝世良言》意外掀起波澜，这本约十万字的小册子出版于1832年，按今天的著作权法应该被视作抄袭之作，因为其中的二十篇直接抄自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但当时的中国读者不可能有这种辨别能力。1834年，一个叫洪火秀的广东书生在考场附近得到这本《劝世良言》，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但洪火秀当时并没有马上去读，而是顺手借给了一位亲戚。后因为再次落第，洪火秀得了大病，他的亲戚说那本书还有点意思，躺在床上不妨看看。病中的洪火秀细读了《劝世良言》，某种解释不清的精神反应神奇地发生了，恍惚中他认为自己见到了上帝，他就是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之后，他创立了拜上帝会并给自己改名为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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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尚不知道梁发与洪秀全有无见面，但在梁发家乡的一些口头传说中，说洪秀全起义前曾到过西梁村专访梁发，两人在村后山坡上的榕树林里坐而论道，相谈甚欢。这种颇有画面感的传说很像精神导师与革命家之间的亲密交流，因为颇富戏剧感，我不认为这是真的，仅仅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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