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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一起来到英属殖民地马六甲，同来的还有大清国刻字工人梁发。他们商量好了，来到马六甲要办学校、办印刷所，学校可以培养传教人才，书籍传播可以代替四处游说，而且影响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在他们拟定的计划里有“要求在马六甲刊印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利用报刊来传教，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在他们的祖国，阅读报刊是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们很明白报刊的宣传功用。虽然很难查阅到19世纪初年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数量，但一份资料表明，道光七年（1827），英国有报刊480多种，美国800多种，法国490多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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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华人记者”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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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8月5日，他们开办的免费学校开学了，虽然只有5名学生。也就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海风轻轻吹拂，海浪拍打沙滩，几个人围着庭院忙碌而兴奋，中国新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刻字工梁发小心翼翼地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宋体大字清晰地印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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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嘉庆二十年（1815），马礼逊来华第九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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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过程，很多事件，当事人并不觉得多么重要，激动的反而是后来的研究者。梁发揭开第一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文简称《察世俗》），这是报业史上激动人心的瞬间。然而，对于马礼逊来说，不过是他漫长的传教生涯中一个平常片刻，他根本不会想到此刻他以第一人的姿态进入中国的近代新闻史。在两本关于马礼逊的传记作品中，我注意到其中一本对传主的办报经历只字未提，而另一本则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两位西方作者居然都不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大事，需要浓墨重彩地铺排一番，这本身就颇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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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瞬间同样被历史选中的中国刻字工梁发大概也不会特别激动，印一本杂志和印一本书在他眼里不会有什么区别。就那么轻轻一揭，他浑然不知地坐上了“中华第一报人”的“沙发”（借用网络语言）。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在家乡鲜有人知，但在欧美和香港却流传至今，这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特有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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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原名梁阿发，1789年出生于广东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圩西梁村（今佛山市高明区西梁村）。梁家世代务农，梁发11岁入私塾，念过四年书，15岁到省城打工，从制笔学起，又学了画工和木版印刷。因为读过几年书，文笔流畅，字也写得不错。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圣经》要出版，很可能，他在这时候与马礼逊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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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梁发随米怜来到马六甲，开始海外打工生涯，帮助他们印刷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这份刊物里的很多文章都没有署名，无法知道每篇文章的作者（今天英国依然有刊物由编辑集体撰稿而不署名的现象，比如著名刊物《经济学人》就是如此）。但由文章中对中国古文的熟练运用程度可以判断，梁发参与了撰稿，而据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考证，《察世俗》里面署名“学业”的文章就是梁发所作10。马来西亚官方出版的《华人志》里，梁发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第一位“华人记者”，认定的依据显然是他曾经为刊物撰稿。有趣的是，梁发在排版过程中，又接触并掌握了西方标点符号的运用。梁发把这些标点符号运用到中文期刊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革新和创造。一百多年后的五四时期，中国报刊才广泛使用标点，一些文学大师能写白话文却未必能运用好西式标点，比如受人崇仰的鲁迅，他的很多文章都是钱玄同抽空给他注的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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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11月3日，梁发受洗为基督教徒，显然，这是生活环境促成了他的信仰转变。他写的文章，马礼逊认为是“孔子眼中的基督教”，这也是早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他心灵里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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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梁发回到家乡，一是结婚，二是散发传教小册子和杂志。西梁村的村民这才知道，他入了教，帮番鬼刻书，有一种名字很长的书还是每月定期出版的。梁发的传教行径很快传到官府的耳里，逮捕，烧书，受刑。那时候，官还不怕洋人，更不怕梁发这个教民，但洋人还是有能力把他捞出来，送回马六甲。从这以后，村里的人都不欢迎他回来，因为他一回来官差就要来抓人，小小的村庄就会鸡犬不宁，饱受惊吓。此后，梁发回过多少次家乡各种资料的记载并不一致，但可以确定他在1828年与人合作，在广东高明县开设了第一所基督教的私塾，但学校在开学的那天就被官府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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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礼逊等人创办的刊物有少量流传到中国大陆，但大都影响甚微，至今没有发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回应的记录。倒是梁发的著作《劝世良言》意外掀起波澜，这本约十万字的小册子出版于1832年，按今天的著作权法应该被视作抄袭之作，因为其中的二十篇直接抄自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但当时的中国读者不可能有这种辨别能力。1834年，一个叫洪火秀的广东书生在考场附近得到这本《劝世良言》，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但洪火秀当时并没有马上去读，而是顺手借给了一位亲戚。后因为再次落第，洪火秀得了大病，他的亲戚说那本书还有点意思，躺在床上不妨看看。病中的洪火秀细读了《劝世良言》，某种解释不清的精神反应神奇地发生了，恍惚中他认为自己见到了上帝，他就是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之后，他创立了拜上帝会并给自己改名为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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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尚不知道梁发与洪秀全有无见面，但在梁发家乡的一些口头传说中，说洪秀全起义前曾到过西梁村专访梁发，两人在村后山坡上的榕树林里坐而论道，相谈甚欢。这种颇有画面感的传说很像精神导师与革命家之间的亲密交流，因为颇富戏剧感，我不认为这是真的，仅仅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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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察世俗》，梁发一生编辑过的中文期刊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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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一百多年来，他一直背着“洋奴”“汉奸”的骂名，直到近年，梁发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人们在故纸堆里发掘他的光辉事迹，认定这个名声狼藉的“洋奴”其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甚至企图阻止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他对马儒翰（马礼逊的儿子）说，一旦中英交火，国人仇视，今后我的同胞没人信耶稣，宣教工作就会增加困难。中英矛盾非梁发的微力所能消弭，甚至马儒翰也不能起决定作用，但梁发的徒劳可以看出他可贵的爱国心。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曾担任过林则徐的翻译，为钦差大人翻译了不少西方书籍和报纸。林则徐的历史地位后来节节攀升，达到了“民族英雄”的顶点，而翻译梁进德则和他父亲一样被国人目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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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死的那一年，传教士已经大批来华，他们办的各类中英文报刊已有十多种，而中国只有一份官方出版的《京报》。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以民族品牌为号召的报人王韬那时正受雇于上海墨海书馆，靠润饰翻译文章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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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走过的路，王韬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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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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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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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200年前的眼光看，《察世俗》也是书刊中的“四不像”。外表看是线装本，很像中国的古籍，内容却是在宣传基督教，没有栏目划分，亦无新闻专栏，并不完全具备近代报纸的形式。有论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国人对近代报刊的认识”11，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察世俗》的编者没有一个以办刊物为职志，它不过是一个急于传教的权宜产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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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文学作品总是由作者和读者共谋完成的一样，一份刊物在影响读者的同时，某些方面也由读者的口味塑造而成。《察世俗》身上某些特征已经显示出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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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线装书式的外表不用说了，署名则是“博爱者纂”，封面上还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利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录诱导读者，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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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容而言，主办者“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但传教士“急”，中国读者并不急，他们从没有打算要接受基督教，中国人的信仰多元而分散，对基督教这种一元宗教观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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