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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鬼神,中国人的态度要么是“存而不论”(孔子),要么是“万物有灵”,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各路神仙各有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条块分割复杂万端,这与西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上帝”的一元神观念格格不入。中国的神仙信仰总是充满人间的烟火气息,天上的各路神仙与地上的各级官僚一样,儒家的等级秩序渗透其中,天庭仙班不过是人间世界的幸福天堂版。尤其让西方人不可思议的是,等级较低的神仙对于人间级别更高的官僚同样要起敬起畏,儒家等级秩序贯通天地,神仙和凡人都不能穿越。西方人恐怕听不懂这样的故事:一个宰相退休回乡,路遇土地神,他的随从仆役纷纷拜倒,只有他视而不见,当下属提醒他应该拜神,他则说,只怕它受不了我的一拜。众人不信,于是他躬身拜倒,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石头雕刻的土地神扑通倒地,断为两截。众人挢舌不下,这位退休宰相以“探索发现”的腔调说:宰相是国家一级公务员,土地神不过是一名不入品级的村支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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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上帝这个外来户一踏上中土,就声称他是宇宙中的唯一真神,别的神仙偶像统统是假货,这根本不是“打假”而是“篡位”,中国人的表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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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厚隔膜,不可能靠几本杂志几篇传教文章就能消除,强行灌输也不是明智之举,文明的冲突需要“润物细无声”地缓慢浸润才能消除。非等闲之辈的来华传教士们找到了一条将“基督教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方式,借儒家伦理道德来阐发教义,让传教文章裹上“孔子牌”糖衣。他们的文章在大谈仁爱和忠孝节义之余,总不忘说这些伦理主张完全是神的安排。但这样的文章效果不甚如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书商们拒绝销售传教士的杂志和书籍,一则害怕被指为汉奸,二则这些书根本没人要,犯不着吃力不讨好。很长时间,传教士的书只能靠教友散发。那些书籍的命运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被中国妇女纳了鞋底,另一种是和其他废弃的字纸被收集在一起,在庙宇里集中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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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没有费多少周折,传教士们就发现中国读者最欢迎的内容是科技知识。《察世俗》第一卷第二期上就刊登了《月食》的新闻,结果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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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气晴明,呷地(指马六甲,作者注)诸人俱可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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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家们津津乐道于这是中文报纸上出现的第一条科技新闻,而未发掘出它所蕴含的观念革命的意义。要知道,帝国的天文知识向来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皇帝是上天派往人间的代理人,所以他又叫“天子”,是万民连接上天的唯一纽带,天上的消息只能通过他的口宣谕万民。传教士没有这种禁忌意识,也只有远在马六甲,他们发布月食消息才是安全的,但它在中国读者中间引起的涟漪可想而知——原来天上的事务并不完全掌握在皇帝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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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33年,传教士们还只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徘徊,郭士立是第一个“登门入室”的传教士,他在广州办起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郭士立本是德国传教士,到爪哇之后,他转会了,由尼德兰传教会转而效力伦敦教会。后来的史家说传教士是文化侵略的先锋,是来华间谍,这样的判语放在所有来华传教士身上也许并不适合,但放在郭士立身上,刚刚好。他曾经连续三次对中国沿海各地进行考察,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这些情报几年后为英军所用,为英军的胜利立下大功。为了便于传教和间谍活动,郭士立十分注意伪装,他用中国式的名字,穿中式衣服,讲汉语,还认了一位郭姓华侨为干爹,声称自己是“归化华人”,虽然金发碧眼,但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尽管天朝的传教禁令依然有效,但郭士立的面貌相当迷惑人,不走近了看,根本看不出是洋人,再加上来天朝久了,天朝的潜规则他亦能熟练掌握,通过银子说话,广州的地方官就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他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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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可以视为《察世俗》的续编,封面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署名“爱汉者纂”,俨然照搬了《察世俗》的做法。但在天朝的眼皮底下,像《察世俗》那样直白的传教是危险的,那种浓烈的宗教口味必须有所收敛。另起炉灶的郭士立吸取经验,调整目标,他说:“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12基于此,《东西洋考》重在介绍西方文明知识。郭士立第一个用中文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他将议会翻译为“公会”),对英美民主政治中的“两房”(即两院)和“国会”大加推重。这些都是报刊政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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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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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被称为“郭士立的杂志”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报刊,据学者考证,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这批当时先进的中国学者都读过这份刊物,进而眼界大开,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处引用。这几个人当中,魏源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他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引用《东西洋考》凡13期,计24篇,多为与世界地理有关的文章。《东西洋考》俨然成为魏源著作的主要参考文献。13然而这些著作的影响力要到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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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才是新闻的王道”,传教士不必深通新闻原理,也能感受到那些客观的知识才是硬通货。渐渐地,刊物上的天文地理知识由点缀上升为主流,上帝在他们的刊物中只是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而已。西学成为吸引中国读者的一张王牌,到吉德创办《天下新闻》时14,则完全没有了上帝的影子,刊物与上帝的唯一关系就在于主办者是上帝的信徒,传教的意旨隐而不彰,中国读者能不能体会出来只有上帝知道,也许他们会恍然悟到,这些知识源于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徒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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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西学知识很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几十年后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即发轫于此。然而,这种变化实在过于缓慢,传教士们都有些抑郁了,无论他们的刊物怎样努力向中国读者的口味靠拢,中国读者似乎都无动于衷。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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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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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每读到这里,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他们到中国传教,撒下的种子不是落在路旁就是落在石头上,最好的也不过落在荆棘里,中国怎么就找不到一片好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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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实早已被马戛尔尼的使团揭示过了,“天朝拒绝一切新鲜事物”,“任何变化在那里都无法实现”。当时的中国人固步自封、昧于世事、妄自尊大是传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打破这种封闭的思想观念,一切努力终归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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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教士们似乎没有耐心进行缓慢的攻心战了,在外文报刊上,他们呼吁要用炮舰来加强说服力,促成天朝发生变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说:“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5当传教士们与炮舰为伍的时候,是他们离上帝最远的时候,他们被中国人视为可恶的侵略者就不算冤枉。但只有个别传教士意识到这一点:在旅行中不肯乘坐军队的船只,自觉与军方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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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墨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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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一无所获之后,曾对天朝作出这样的预言:“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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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沿途所见的乾隆盛世,其实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僵化的盛世,一个只满足于填饱肠胃而不允许有思想的盛世,这个盛世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四十多年之后,他的预言不幸变为现实,就连守卫虎门的两个要塞在鸦片战争中将被“六门舷侧炮”摧毁这样极富细节的预言都精准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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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国门裂开了缝隙,两个世界的碰撞真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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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炮舰的护卫之下,传教士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上岸传教了。当清廷被迫宣布重开教禁时,传教士踌躇满志地说:“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至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7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消化战争带来的胜利果实,作为传教权宜之计的办报活动反而因为太忙而顾不上,但他们很快发现,炮舰能轰开中国的国门,但轰不开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兴致勃勃地拉人布道,但在中国人听来全是不入耳的噪音。他们想起了已经做过的另一手——办报刊,其效率远远高于街头布道。“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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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天,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军官受命来到上海,“当我们沿扬子江下驶访问上海时,我的上司璞鼎查爵士指示我,要我到上海各处视察一番,并为设置居留地这个目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纪录片《外滩》如此评价巴富尔的上海之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断,巴富尔踏上上海的土地,内心是欣喜而热烈的,但在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人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开始,它将改变上海,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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