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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33年，传教士们还只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徘徊，郭士立是第一个“登门入室”的传教士，他在广州办起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郭士立本是德国传教士，到爪哇之后，他转会了，由尼德兰传教会转而效力伦敦教会。后来的史家说传教士是文化侵略的先锋，是来华间谍，这样的判语放在所有来华传教士身上也许并不适合，但放在郭士立身上，刚刚好。他曾经连续三次对中国沿海各地进行考察，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这些情报几年后为英军所用，为英军的胜利立下大功。为了便于传教和间谍活动，郭士立十分注意伪装，他用中国式的名字，穿中式衣服，讲汉语，还认了一位郭姓华侨为干爹，声称自己是“归化华人”，虽然金发碧眼，但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尽管天朝的传教禁令依然有效，但郭士立的面貌相当迷惑人，不走近了看，根本看不出是洋人，再加上来天朝久了，天朝的潜规则他亦能熟练掌握，通过银子说话，广州的地方官就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他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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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可以视为《察世俗》的续编，封面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署名“爱汉者纂”，俨然照搬了《察世俗》的做法。但在天朝的眼皮底下，像《察世俗》那样直白的传教是危险的，那种浓烈的宗教口味必须有所收敛。另起炉灶的郭士立吸取经验，调整目标，他说：“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12基于此，《东西洋考》重在介绍西方文明知识。郭士立第一个用中文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他将议会翻译为“公会”），对英美民主政治中的“两房”（即两院）和“国会”大加推重。这些都是报刊政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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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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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被称为“郭士立的杂志”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报刊，据学者考证，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这批当时先进的中国学者都读过这份刊物，进而眼界大开，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处引用。这几个人当中，魏源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他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引用《东西洋考》凡13期，计24篇，多为与世界地理有关的文章。《东西洋考》俨然成为魏源著作的主要参考文献。13然而这些著作的影响力要到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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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才是新闻的王道”，传教士不必深通新闻原理，也能感受到那些客观的知识才是硬通货。渐渐地，刊物上的天文地理知识由点缀上升为主流，上帝在他们的刊物中只是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而已。西学成为吸引中国读者的一张王牌，到吉德创办《天下新闻》时14，则完全没有了上帝的影子，刊物与上帝的唯一关系就在于主办者是上帝的信徒，传教的意旨隐而不彰，中国读者能不能体会出来只有上帝知道，也许他们会恍然悟到，这些知识源于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徒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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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西学知识很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几十年后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即发轫于此。然而，这种变化实在过于缓慢，传教士们都有些抑郁了，无论他们的刊物怎样努力向中国读者的口味靠拢，中国读者似乎都无动于衷。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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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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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每读到这里，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他们到中国传教，撒下的种子不是落在路旁就是落在石头上，最好的也不过落在荆棘里，中国怎么就找不到一片好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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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实早已被马戛尔尼的使团揭示过了，“天朝拒绝一切新鲜事物”，“任何变化在那里都无法实现”。当时的中国人固步自封、昧于世事、妄自尊大是传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打破这种封闭的思想观念，一切努力终归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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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教士们似乎没有耐心进行缓慢的攻心战了，在外文报刊上，他们呼吁要用炮舰来加强说服力，促成天朝发生变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说：“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5当传教士们与炮舰为伍的时候，是他们离上帝最远的时候，他们被中国人视为可恶的侵略者就不算冤枉。但只有个别传教士意识到这一点：在旅行中不肯乘坐军队的船只，自觉与军方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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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墨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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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一无所获之后，曾对天朝作出这样的预言：“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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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沿途所见的乾隆盛世，其实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僵化的盛世，一个只满足于填饱肠胃而不允许有思想的盛世，这个盛世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四十多年之后，他的预言不幸变为现实，就连守卫虎门的两个要塞在鸦片战争中将被“六门舷侧炮”摧毁这样极富细节的预言都精准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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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国门裂开了缝隙，两个世界的碰撞真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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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炮舰的护卫之下，传教士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上岸传教了。当清廷被迫宣布重开教禁时，传教士踌躇满志地说：“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至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7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消化战争带来的胜利果实，作为传教权宜之计的办报活动反而因为太忙而顾不上，但他们很快发现，炮舰能轰开中国的国门，但轰不开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兴致勃勃地拉人布道，但在中国人听来全是不入耳的噪音。他们想起了已经做过的另一手——办报刊，其效率远远高于街头布道。“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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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天，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军官受命来到上海，“当我们沿扬子江下驶访问上海时，我的上司璞鼎查爵士指示我，要我到上海各处视察一番，并为设置居留地这个目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纪录片《外滩》如此评价巴富尔的上海之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断，巴富尔踏上上海的土地，内心是欣喜而热烈的，但在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人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开始，它将改变上海，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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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巴富尔再次来到上海，就任大英帝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接待他们的上海道台很客气地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城里，但始终拒绝为他们找空闲的房屋。眼看他们只有搭帐篷居住，这时一位姓姚的中国商人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租给他们房屋，52个房间，每年租金400元，巴富尔一口答应。领事馆的四个人终于有地方开始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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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房子在贝尔福（即巴富尔，作者注）等住进去之后竟成为全城民众所瞩目的地方，最初的几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进这所房子来参观。而且都是非常之富于好奇心，对于洋鬼子的吃、喝、剃须、洗手、阅书、睡觉都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贝尔福实在耐受不住了，只得叫姚君把大门关闭起来，拒绝参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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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起门来也没能阻止围观，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面，或者从别的房子里面向这里看，甚至还有人卖票——谁说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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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巴富尔发出告示，驻沪领事馆正式设立，并宣布三天后上海开埠。从此，上海就像挂在帝国体外的另一颗心脏，澎湃而富有活力，远在北京的帝国心脏则逐渐暗淡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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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富尔担任的翻译官名叫麦华陀。麦华陀1839年随父亲来到中国，他的父亲正是本节的主人公——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斯，自号“墨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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