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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巴富尔再次来到上海,就任大英帝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接待他们的上海道台很客气地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城里,但始终拒绝为他们找空闲的房屋。眼看他们只有搭帐篷居住,这时一位姓姚的中国商人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租给他们房屋,52个房间,每年租金400元,巴富尔一口答应。领事馆的四个人终于有地方开始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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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房子在贝尔福(即巴富尔,作者注)等住进去之后竟成为全城民众所瞩目的地方,最初的几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进这所房子来参观。而且都是非常之富于好奇心,对于洋鬼子的吃、喝、剃须、洗手、阅书、睡觉都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贝尔福实在耐受不住了,只得叫姚君把大门关闭起来,拒绝参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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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起门来也没能阻止围观,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面,或者从别的房子里面向这里看,甚至还有人卖票——谁说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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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巴富尔发出告示,驻沪领事馆正式设立,并宣布三天后上海开埠。从此,上海就像挂在帝国体外的另一颗心脏,澎湃而富有活力,远在北京的帝国心脏则逐渐暗淡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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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富尔担任的翻译官名叫麦华陀。麦华陀1839年随父亲来到中国,他的父亲正是本节的主人公——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斯,自号“墨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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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都斯与中国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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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传教士麦都斯来到上海。20日后,他在上海县城东门找到了合适的房屋住下,一年房租250元。麦都斯住在二楼,一楼放着印刷机器。新开的印刷所起名“墨海书馆”,因为中国有“墨海金壶”的说法,“墨海”又是大砚、墨盆的意思,作为出版机构的名称再合适不过。同时,墨海与他的名字“Medhurst”有谐音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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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都斯于1796年出生于伦敦。14岁时,当学徒学习印刷技术,开始与印刷业结下毕生缘分。当他成为伦敦自立教会的会员时,远在马六甲的米怜正在招募一个懂得印刷的助手,麦都斯提出了申请并得到批准。几年后他和新婚妻子一道来到马六甲,曾担任过《察世俗》的编辑,在米怜罹患肺病去世后,他继承遗志,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38年10月,他继郭士立之后,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各国消息》,内容以新闻为主,报道各国及广州消息,开辟有商情专页。这份月刊只出数期就因林则徐禁烟、中英交恶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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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大陆传教是麦都斯多年的心愿,鸦片战争助他完成了夙愿。他在上海待了13年,这座城市深深烙上了他的个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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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城的北门附近,本是一片苍茫荒野,是芦苇、野鸟的天堂。洋人却看中了这片大洋与长江口交接的风水宝地,纷纷在此安营扎寨。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就在这片荒野草泽里开始了。麦都斯与几位传教士一起也划了一片土地建起了教堂、书馆、书院和医院,这一区域后来被沿称为“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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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书馆以印行西学书籍远近闻名,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上海市面上所能见到的所有的西书几乎全被它包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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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缘的方便,上海人得以最早看到大批涌进的西方的“奇技淫巧”,而对于中国的士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奇特风景还是墨海书馆的印书机器。尽管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让这项技术大放异彩并从中受益的却是西方,正如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所说:“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不是产生在那些从中受益的国家。”20当中国还在用木版印书的时候,麦都斯引进了铅活字,用机器印书,因为没有蒸汽机作为动力,中国的耕牛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印书速度之快,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力。郭嵩焘在1856年参观了墨海书馆,在日记里用简洁的笔墨记录了牛车工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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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书用牛车,范钟为轮,大小八九事。书板置车箱平处,而出入以机推动之。其车前外方小轮,则机之所从发也,以皮条套之。而屋后一柱转于旁设机架。牛拽之以行,则皮条自转,小轮随之以动,以激转大轮。纸片随轮递转,则全板刷印无遗矣。皮条从墙隙中拽出,安车处不见牛也。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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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头用于印书的耕牛,一位文人在参观后,特地写了一首竹枝词大加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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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陇种书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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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印书的速度固然让中国士子目瞪口呆,然而,翻开书页一看,却不能不大摇其头。传教士们虽然都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但中国的口语和文字毕竟是两张皮,翻译出来的文章免不了“拘文牵义”、“词义不甚可晓”。当他们品评中国文化时,难免要闹出笑话,明明是贾宝玉,他们能把他看成赵姨娘。郭士立曾写文章评《红楼梦》,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并说这部小说全是些“琐屑无聊之谈”,“毫无趣味”。23在中国读者眼里,这样生拉硬扯的文章写来写去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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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通,让人难以卒读,但是,问题的根子还不在这里,在中国读书人眼里,这些书是“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文化内核不能兼容相通才是要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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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传播福音还是西学,第一步还是要把中文写得雅驯,否则书印得越快,浪费的纸张越多。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莫过于请中国士子亲自料理文字,可中国读书人的脑子里“夷夏之辨”的弦绷得紧紧的,不亚于“男女大防”,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为洋人操持笔墨如同女子“失身”,是极不名誉的事情,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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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朝的体制不能保证每一个士子都能科场得意,科场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屡试不中的结果就是连累一家老小吃不饱饭。文化节操的高调总不能当饭吃,一个走投无路的江南才子终究在彷徨痛苦中走进了墨海书院,拿起毛锥去整饬那些在他眼里“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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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口岸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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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墨海书馆接受雇佣的江南才子名叫王韬(当时他还叫王瀚),一个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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