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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牛车印书的奇景他也亲眼目睹了。麦都斯有没有在他参观的时候向他发出聘请之意现在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拜访给两人都留下了印象，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与麦都斯的炫技相比，王韬的心情更为复杂一些，他看到了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也看到中国的生存危机，这种羡慕和忧愤交织的家国情怀，在他随后写下的感事诗中看得极为清晰：“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27从西方技术的先进，他看到了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他生的是丫鬟的命，操的却是主子的心，这就是中国士子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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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自己昨日鄙夷的那种人生模式，不久自己就一脚踏了上去，且永不回头。在他第一次沪上之行的前后，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家计艰难，不得不到上海为洋人打工糊口。风闻此事之后，激动的王韬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我相信他在洋洋洒洒写这封长信的时候胸中一定充满圣贤极力推崇的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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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儒者立节，不必鸣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则断不可不谨，顾诿为见几者未揆事理之全，设为观变者亦昧纲常之正，事苟关于众口，未始非士品之厄……昔非何必不今是，翩然辞去，鼓棹而西，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于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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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义正词严地“鼓吹”道德情操的长信很快成为一记抽在王韬自己脸上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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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6月，因父亲病逝，长子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维持一家老少三代的生活开销。而那一年偏偏又是一个大涝之年，雨下得米价像潮水一样暴涨，填饱肚皮殊为不易，谁还会给孩子请个先生呢？无计可施的王韬只有外出赚钱谋生，祈求度过凶年。此时麦都斯恰巧需要中文助手，向他发出邀请，接到邀请的王韬应该会想起他写的那封言词铿锵的长信，那天晚上他应该睡不着觉，应该五味杂陈，辗转反侧，和空荡荡的肚皮相比，节操实在坚挺不起来，他体会到了被他痛批的那位朋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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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他来到上海墨海书馆，开始他曾经深为鄙夷的新生活，为墨海书馆修饰润色译著。他是文人，曾自豪于自己的生花妙笔，但现在“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他认为他每天处理的那些文字只配盖盖咸菜坛子或者作为厕纸，只能与烂咸菜和大粪为伍。那些理工口味极重的文字确实不符合传统文人的情趣和气质。如果把他参与编撰的书目列出来，势必是一串长长的书单。在传统读书人的知识谱系里，那些科技书籍都可以归入“方技”一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换言之，那些理性严整的科技书是王韬这样的文科生欣赏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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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他开始参与中文报刊《六合丛谈》的编辑，因为他的参与，这本杂志上的文章辞藻华丽、格调高雅，大量使用骈偶句式，与以前的传教士报刊的文字水准大为不同。他根本不会想到，17年后他自己会创办一份报刊。直到晚年，他才真正认识到当初他认为是废纸一堆的那些文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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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海书馆工作的每一个夜晚，这位儒教信徒的小宇宙无时无刻不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十年之后，曾为西人翻译医书的管小异来访，这位老友慷慨激昂地大谈他拒绝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助译《旧约》一事。管小异在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时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一开始，王韬为自己辩护说只为衣食计，未曾尽心尽力，谁知管小异说此前译医书是为求西学，与儒教并不相悖，不算屈节：“人之一生，本无定价，迫于饥寒，何所不可，不可谓贬价。惟我终生不译彼教中书，以显悖圣人，则可问此心而无惭。”管小异的话可视作士人正统价值观念的松动，在王韬听来却如当头棒喝，“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29。他在内心里认同自己是个为人不齿、卖身事夷的“士林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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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安慰就是薪酬还算满意，岁得二百金，足以养家糊口。苦闷生活能够得以继续的另一个安慰就是他还有惺惺相惜的三两个好友，他们都接受过儒家的经典教育，取得过秀才功名，都因为西人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这个全新的职业共同体让他们互相温暖，得到主流社会之外的友谊。朋友之一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李善兰。李善兰是浙江海宁人，童年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数学天赋。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三年之后，他成为王韬的同事，帮助洋人翻译数学著作。另一位朋友蒋敦复，江苏宝山人，和王韬一样是一位江南才子，在乡试中小试牛刀，获得名声，但人生蹉跎，饥不择食走上佣书西舍的道路。同样的人生遭遇，同样的苦闷心情，让他们一起度过家庭之外的闲暇时光，一起荒野散步，一起牛饮烂醉，一起勾栏访艳，过着放浪形骸的狂士生活。他们三人密不可分，三人作的画则自署“海天三友”，别人送他们外号“三异民”，贬损的意味大约相当于“海上三贱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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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后期，王韬的另一个朋友在当时更为有名，他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龚橙自幼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科举不售之后，将乃父的狂傲性情发扬光大。后受雇于英使威妥玛。晚号龚半伦，自谓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谓半伦。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说他就是向导，后来被学者考证纯属供造谣用的扯淡，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文人看不惯他而向他泼脏水。和这位潦倒的世家子弟交往，对王韬的失衡郁闷的心理起到相当大的抚慰作用。他们都是王韬的精神按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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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在当时社会得不到尊重的人，美国历史学者柯文给他们贴了一张恰当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群分类标签——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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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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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长毛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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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等到春天整个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电影《立春》里热心改变命运的乡村音乐教师在动荡的绿皮列车里怨怼怅惘的独白，王韬要是听到了大约会泪奔，当然，他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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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墨海书馆里郁闷了13年，和他的东家麦都斯在上海待的时间长度一样。漫长的13年，王韬改变命运的焦灼之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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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他试图洗手上岸，为自己谋一个意念中的人生正途。在1856年，他鼓起勇气，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之后居然重返昆山参加科举岁考，然而仓促上阵的结果，除了号房枯坐、不知所云之外，一无所获。三年之后，不死心的王韬再赴考场，结果更加糟糕，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考场搏一个正途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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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期间，太平天国的动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大清帝国跳不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律”，经过200年的统治，清政府官僚机构叠床架屋，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各级官吏侵吞挥霍，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当顺从和反抗的成本相抵时，各地民变就会此起彼伏。不期而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战争赔款、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外流，税收的抽水机进一步加大马力，更大的变乱接踵而来。中国农民起义，宗教总是起到联络、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这一次，起义领袖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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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造反者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其他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仅向王朝统治者，而且向整个传统秩序挑战。就此而言，最好将他们称为革命者，而不是造反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旧约全书》、儒教乌托邦、性禁欲与原始共产主义的古怪熔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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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王韬都是这场战乱的旁观者和记录者。直到战争迫近上海，他才以上书的方式介入这场战争。他曾两次提交特别条陈，每条十款，其中不乏创意之处，如“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藉以钳制也”，清军后来组建洋枪队，明显从中受到启发。在第二次条陈中，最富新意的是他的游击战略，“诱贼深入而设计歼之也”，“侦贼出没之时而击其无备乘其疲乏也”32，如果历史真的给他机会，他会不会成为游击大师真的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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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陈中也不乏蛇蝎一样的毒计。他注意到，当太平军占领一个村庄时，如果村民供给钱物，便严禁抢掠烧杀。村民为了保护生命和可怜的家产，不得不解散团防，不再与太平军对抗。对他们来说，太平军与清军又有什么不同呢？捍卫名教的大义只有知识分子才懂。为防止平民滑向太平军，王韬建议民团首领装作普通村民向叛军献物，然后袭击叛军。这样，当村民真的献物时，叛军也会怀疑诈降而杀掉村民，村民也将丧失对叛军的信任而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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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这些妙计或毒计没有给他换来一官半职，仅仅收获一点微不足道的“润笔费”。他甚至旁敲侧击地“邀官”，但僵化的官僚体制和擢才方法如同围墙，墙里的人都想太平无事做“宅男”，即使是天下大乱，墙外的人也只能挠墙而不能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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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书之路行不通，他试图建立“实功”来获得当轴对他的承认，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垒，可惜草草拉起的队伍根本抵挡不住剽悍的太平军，不得不脚底抹油溜回上海。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当地官员的非议和不满，王韬在上海也难以立足，决定回到家乡去进行一项新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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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冒险让他彻底冒犯了清廷，从此人生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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