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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用短短几句话来概括王韬的变法改良思想必然是空洞的，因为他在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各个方面都有不同时流的见解，虽然他的论述还有模糊粗疏之处。从他的政论里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代，当器物层面的变革依然阻力重重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制度变革的层面，他的观点影响了其后二十余年间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人物，思想家引导政治家的模式在他身后得到了典型的印证，而这一切他不可能亲眼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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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在《循环日报》创办近十年的时候，王韬的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出版了。一百多年后，这本书依旧再版，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它的阅读价值从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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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弢园文录外编》初版的第二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携全家重返阔别23年的上海，他感慨万千，只想做一个隐逸之人了此终生。他重新过上了载酒看花放浪形骸的生活，与海上名妓相往还，在花界评比大赛上，也少不了他这位风流老评委。然而，颓废的表象之下，心中意气到底难消，他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在上海文坛鼓吹维新变法，在《申报》、《万国公报》上宏论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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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王韬执掌格致书院。他欣喜地看到，在他身后，与他思想一致的年轻人正在成长。在批阅学生的考卷时，时常拍案叫绝，“每读一篇，则浮一大白”，以至于要拔剑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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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鲜的年轻人，让王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感觉到了未来社会变化的端倪。1894年年初，王韬在他的好友郑观应家里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带着自己草拟的一封信要上书给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李鸿章。他们一见如故，作为颇为著名的“改良论”前辈，他帮这位年轻人修改了上书，并给李鸿章的幕僚写了一封引荐信，希望他能予以引荐。可惜，当时中日之间战斗正酣，李鸿章在天津芦台督师，信是送到了，李大人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他抛下一句轻飘飘的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说吧。”李鸿章当然不会想到，他这句打发之语，正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爆破点，他将这位失望的年轻人推向了革命——这位年轻的医生就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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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4年年底，《万国公报》刊登一则有奖征文启事《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敝会今特请顺天、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宏儒硕彦，各出心裁，不吝教益。”44在第二年的2月《万国公报》刊出了获奖作者的名单，举人康长素列名广东第十名，获奖银四两。同时注明“广学题名，天南遯叟鉴定，沈赘翁、蔡缕仙阅荐”。康长素就是康有为，天南遯叟就是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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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与孙中山的相逢对彼此的人生都只具备花絮意义，和康有为的文字之交同样如此。但作为后生辈的康有为、孙中山是王韬思想的接棒者应该没有异议，尽管在随后的政治舞台上一个主张君主立宪，成为铁杆保皇派，一个主张民主共和，矢志于推倒皇权。然而革命和改良的目标都在于“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手段不同，目标则一。孙中山自己曾说过：“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45这两位后来死磕到底的对头在长远的政治目标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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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王韬在黑暗中溘然长逝。他的《循环日报》依然在出版，而众多新生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起，鼓天下之气，吹响变革的号角。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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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二章 短暂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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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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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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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基督教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钱财的吸引力大于信仰，这是西方传教士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并非自民国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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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9月，李鸿章接见传教士李提摩太，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46李鸿章接着说，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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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人为生计而信教，上层人对基督教无动于衷。李鸿章的观点在辜鸿铭的书里得到印证。这位尖酸古怪的文人在《尊王篇》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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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为贫贱堕落的人，才会是第一批响应传教士号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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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对教民不无贬损，但事实诚如他所说，传教士来华数十年，对于天朝的社会中坚力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同露珠滚过荷叶，只在边缘留下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渍。但传教士们并非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在调整方向，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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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韦廉臣曾在成立学会和出版书报的方向上做出尝试。1887年，他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人在上海创立同文书会。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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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每一个观察家一踏上他们的国土就会感触到这些特征，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须要利用出版物。……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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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份发起书不难看出，传教士们把在中国的主攻对象改为士大夫阶层，而手段则是介绍西学的各种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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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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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春节之后，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刊物重新出版发行。它本来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个人出版物，只刊登阐释教义的文章和教友的来信。1874年改为《万国公报》，9年之后因为经济原因停刊了。这次复刊由周刊改为月刊，仍由林乐知主编，但内容则改为非宗教性质，以传播西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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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书会创办不到三年，这位体格魁梧的传教士韦廉臣就因病在烟台去世。此时，韦廉臣的接班人李提摩太在李鸿章和他的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已经受聘为天津《时报》主笔。在这份报纸上，李提摩太就中国的改革写了一些文章，在每周一次的特刊上，他别出心裁地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从这些图表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李提摩太还在报纸上给中国的改革者提供另一个参照国家——日本，他在多篇社论中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因为这些宣传日本明治维新成果的文章，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还特地到报社向他本人表示感谢。这些文章也引起中国士大夫的注意，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求把报纸直接寄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