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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万国公报》每个月发行量约在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年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种中文报刊能望其项背。它的作者，除了几十名来华传教士，还有五百余名晚清中国政治、外交、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物，分布于全国各地。“单是从这五百多名作者、五十多个城市，已经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万国公报》影响之广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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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随着这些西学书籍的畅销，也掀起了一个盗版高潮。起初，广学会对于盗印未予注意，盗版相比于当初的无偿赠阅，起码省下了纸张和印刷的费用，盗印符合“广学”的目的。盗版意味着畅销，对于多年来问津者寥寥的广学会来说这是让人欣喜的好苗头。但随着盗版风潮愈演愈烈，林乐知的版权意识苏醒了，他在1896年冬请驻上海美国领事转函苏松太道，要求出告示禁止。第二年，李提摩太也请英国总领事转函苏松太道，请采取同样的措施。当局自然允其所请，“出示谕禁”，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但地方政府谕禁的效果不大，盗印之风仍然不止。禁止盗版的谕令只在上海得到了执行，在上海之外，无人干预，盗印之风，有增无减。在杭州，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在四川则多达十九个版本。李提摩太估计在全国流通的盗版书的总价值肯定能达到一百万元56，但盗版书商究竟赚了多少钱则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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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后，《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很多人在阅读之余还投书报馆，对其中的观点表示赞同。不过，让李提摩太最骄傲的还是天朝权势人物的反应，在他眼里这是最值得一提的事，因为他们是天朝“最有影响力的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次捐银一千两，山东道台聂缉椝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还买了《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京城的高官。倒台的李鸿章虽然没有捐助过一分钱，却为李提摩太的文章合集《时世评论》撰写序言，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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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的年底，光绪皇帝派太监到北京广学会的书刊销售点购买了《圣经》和其他一些西学书籍，不过光绪皇帝阅读《万国公报》的时间可能更早一点，因为上海招商局寄给北京的书刊中有一份就是呈送给皇上御览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一位传教士就在光绪居住过的宫殿里惊喜地发现全套的《万国公报》。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处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金字塔顶层，当光绪成为广学会的忠实读者的时候，意味着“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目标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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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文报纸，从偏远的海岛马六甲起步，到走进帝国的心脏紫禁城，经历了八十年的光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当《万国公报》出现在光绪的御案上，意味着皇帝的视线已经被改革所牵引，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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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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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帝国病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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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的大清帝国已是一个沉疴难起的病人，《万国公报》对天朝的针砭由表及里，全面深入，文字累积起来就是一份卷帙浩繁的帝国病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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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表象的批评从“外观有耀，内美不足”的官场腐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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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传教士作者以自己的亲眼目睹批评官员即使正常的职责也要靠贿赂才肯履行，一位贩卖水果的商贩因为没有事先贿赂而无法纳税出卡，任凭水果烂掉，收税官员也无动于衷。文章揭露了清代官场的腐败情形，“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57至于官场败坏的原因，有人指出是官吏遴选和升迁制度不合理造成，通过科举、捐班、保举等途径所选拔的官员均是庸才，其升迁是论资排辈、循资以进，等到位极人臣，已成为不思进取、毫无活力的老古董，这种老人政治不可能具有革新的动力。有的批评则委婉地指向皇权，说皇帝处深宫，民居草野，不相联络，以致国贫民弱，趁机中饱私囊的只能是官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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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推原贫富强弱论》认为，中国与英国相比之所以贫弱，可以在三个方面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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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人节俭，中国人奢侈。尽管中国社会总体贫弱，但“夏则纱彀轻鲜，羽扇官纨，所费不赀。冬则重裘华服，炫人目”。而奢侈的人未必就是大富大贵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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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人之为事也，限以时刻，必躬必亲。即或有假手于人者，必亲自督率，不敢一夕偷安，而详慎周至算无遗策。虽事之小者，亦未尝忽焉。”中国人则不然，“略有可以自食者必用一二仆人为之服役。晓起则九点十点钟，犹且搔首欠伸不已。天时偶热，则畏暑不敢出也，稍寒则又畏寒不敢出也；甘于误事，而不肯振作自奋，甚且事事假手于人。无论为官为商，为绅为士，莫不相习成风”。只有赤贫的人才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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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强之说为中国王道所不喜”，故“救时之要策而不急为讲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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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三点，虽然流于表面，但不能不说，这些都是造成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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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林乐知将中美两国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西人“主动”，华人“主静”的结论。他说，“美人惟主于动，华人惟主于静。美人莫不有自主之权，上而官吏，尊而伯理玺天德（总统），无不举之于民，无所谓拂民之欲，而谬加禁止者也；华人则事事皆遵朝廷之命、官司之法度，毫无自主之权”。这种动静不同的性格对社会发展影响极大，“美国自知时局宜与他国通商，不待他国之追迫，亦不待他国之逼压，所谓动也。中国则淡然漫然，守镇定之常，分毫不知改变，是犹水道之有坝然”59。所谓美人“有自主之权”，其实说的是为美国所有而为中国所无的“民权”，而这是由民主与专制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决定的，所谓动与静的民族性格差异，本质是两种制度长期浸染而深入民众骨髓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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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民族性的探讨，有些说法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虽然人们未必知晓这些说法的最早源头。1875年，当林乐知风闻清廷将派使节驻扎于各国，便写了篇《中西关系论略》，这种极富时效性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政论文章只能出自传教士之手，没有深厚的西学背景，没有对西方世界的充分熟悉不可能写出这种文章。他在这篇长文中表白西方并无侵略之心，来华不过是为了“传教”和“通商”，对中国应如何折冲樽俎开展外交活动颇多建言。他在分析中国贫弱的原因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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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日为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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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因“尚古”而柔弱，那么出路就在于效仿西方“遵今”而自强，林乐知提出强国的多项方法，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教育，力劝中国设储才馆，兴新学，培植各类专业人才，摒弃无用的八股制艺。欲使士子有志于此，则又非改革科举制度不可。他批评中国的科举制度“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可见闻矣”。尽管先知先觉的少数本土知识分子早已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但这种来自西方视角的批评却新意迭出，因为闻所未闻而显得格外珍贵。这篇文章刊行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很多读者投书《万国公报》对文中观点表示认同。一位北京的读者在读完此文之后，激动之下致信《万国公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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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深思，舍富国强兵一道，亦实另无良策可建；而富强之道，自非空谈性命所能致，此格物之学所宜速讲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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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用于教育改革，但李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没那么多钱。李提摩太又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而李鸿章则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62这次关于举办新学的建言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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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报刊上的漫画，题为李鸿章大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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