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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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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时务报》吹响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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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离开京城抵达上海，张之洞立即派专人将他接到南京，康有为开始了他与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间的蜜月期。张对康有为极为倾倒，认为他是杰出人才。康有为在南京的短暂过访极为舒心，隔日就与张之洞畅谈至深夜。二人议定在广东、上海办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由张之洞派其亲信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由康有为亲自办理。因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上海强学会暂由康有为、梁鼎芬等人先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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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正式发刊。和北京的《中外纪闻》相比，《强学报》政治色彩更为鲜明，批判火力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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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却在此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最终让他失去改革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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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学报》创刊号的封面上，康有为等人注明创刊时间“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并将这个日期冠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内文中刊载了《孔子纪年说》一文，提议用孔子纪年。中国自汉武帝时便使用皇帝年号纪年，两千年来未有更改，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尽管康有为终身没有与清廷决裂，但这么做本身会被人视为不再与朝廷合作，而有另起炉灶之心。以孔子纪年，康有为旨在推销他借孔子“托古改制”之意，其灵感当来自西方以耶稣诞辰纪年，在中国谁的影响力能超过孔子，何不因循先例以孔子纪年呢？对他来说这只是理念问题，然而对于强学会的实际赞助人张之洞来说却是一条不能触碰的政治高压线。还在南京的时候，张之洞就对康有为大力推销的“托古改制”不感冒，认为此说漏洞太多，在士大夫中没有市场，奉劝他勿言此学。平心而论，尽管理念有异，张之洞对康有为还是优容有加的，此时坚持“托古改制”无异于给酝酿中的改革平添阻力。被康有为视为宝贝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百年之后，因为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被学者批评颇多，甚至被认为在维新大业中纯属“画蛇添足”。尽管于实际政治，康有为是十足的新手上路，然而以他的圣人心态和殉道精神，对于张之洞的规劝，哪里听得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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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纪年见诸报端之后，张之洞大为震怒。《上海强学会序》是康有为执笔张之洞署名在《申报》发表的，时人多以为张是上海强学会会长。现在《强学报》却以孔子纪年，朝堂之上置张之洞于何地呢？张之洞认为“孔子卒后一条”，“未经同人商议”，不合程序。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与康有为决裂。但裂缝并未因此弥合，反而有加大趋势。纪年风波尚未停息，《强学报》又未经同意登载廷寄，再次引起张之洞的不满。从只出版三期的《强学报》的内容看，“托古改制”是其核心，康有为明知张之洞反对其宣扬此学，而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把学会和报纸变成了推行自己私学的根据地，完全成了康门“私货”。经元善在给康的复信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另一封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对其批评更为激烈，“惟康长翁之手段，似长于坐而言，绌于起而行，欲集众人之资以逞一己之见，物议之来，或有由致”90。这样的批评代表了同盟内部的看法，这和康有为后来为自己辩白，说张之洞“背盟”大相径庭。《强学报》出到第三期，京城传来查禁强学会的谕旨，张之洞立即下令叫停，“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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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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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出现裂痕，观念之争如果调和不当，就是一颗潜伏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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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本来计划到上海接替康有为办强学会的，哪知计划赶不上变化，人没到强学会却先倒了。但强学会尚有余款，汪康年打算用这些钱再办一家报馆，他与黄遵宪等人商议，诸人一拍即合，《时务报》馆破土而出。于是汪康年致函梁启超请他赴沪，其间张之洞邀请梁入幕，伍廷芳出使三国，请梁担任二等参赞，连船票都送去了，但梁启超都没有动心，他认为只有办报才能施展他的平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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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就创刊宗旨产生了不小分歧。汪康年主张“以广译西报为主”，甚至打算吸收洋股，挂洋旗。留过洋的黄遵宪，亲身接触过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力促办报“事期必成”，但身在宦途，对于报纸政论他既向往，又心存忌惮。梁启超到上海之后，认为自己既然担任主笔，就要发抒言论。汪康年顾虑重重，黄遵宪调和其间，劝说汪康年不要过分忧谗畏讥，又叫梁启超放手去做，但也不要“太过恢张”。至于梁启超主张用孔子纪年，黄遵宪、汪康年等都不同意，梁也不复力争，承诺“不以所学入之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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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详论报纸“去塞求通”的巨大功用。他认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通上下、通内外，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就是报刊。他把报刊比喻为国君与臣民的耳目喉舌，这与几十年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大众媒介具有“人体的延伸”功能的观点极为一致，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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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上最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文字还是那些倡言变法的论说。其中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最有代表性，这篇长文连载了二十一期，系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思想。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本原在推广西学，培育通晓西方一切学问的人才，而落实到具体策略上则是改变教育制度，废科举，最终指向变革官制。他强调“即使中国的政治振兴有待人民的教育，但目前的任务仍是政治的机构改革这一双关思想来结束他的教育改革方案，原因也许就在于此”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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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政论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宣传“设议院”、“伸民权”等民主思想。总经理汪康年在忙于报务之暇，写出了数十篇文章，其代表作《中国自强策》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火力十足，大胆新颖。他说君主专制制度使君臣之间因互相防范，导致“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92“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尔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93虽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时还没有传入国内，但他们对中央集权的批判却高度契合，托克维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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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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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当它激起社会发生巨大动荡，或加速社会的前进步伐时，它便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有求于公民的协助，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马上就会暴露出来，立即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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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强策》一文中，汪康年提出的自强之法包罗极广，客观地说，缺乏充分严密的论证，逻辑性较差，读起来有点凌乱芜杂。但其要点在于“复民权、崇公理”，主张设立议院，“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举为议员，使至京入议院，而使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议院”，而后选举相臣，设立各部，“由相臣自择用诸部大臣，及各省之长。大臣及长，又各举其属，而皆决于议院”95。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宣讲“议会”、“民权”之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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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措辞最激烈、学理最深刻的还是严复。《时务报》曾重刊了他的名作《辟韩》一文。严复在文章中根据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对君主的起源和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看法，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严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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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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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申张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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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时务报》馆里群星灿烂，但最亮的那颗非梁启超莫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12.3万字的政论文章，占《时务报》政论文的60%。除自己撰文外，为报上的翻译文章润色，写按语、告白以及编排等，样样都少不了他。但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才24岁的梁启超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定型，不少文章率尔操觚，写得粗糙，严复就曾多次写信对梁文的缺点提出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未能自度，而先度人”。这些粗糙的文章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只有一种解释：它吹响的是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革命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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