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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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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内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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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上的那些文章如同大风席卷芦苇，草野为之歆动。办报老手李提摩太盛赞报纸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97赞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如同春节联欢晚会上喜气洋洋的贺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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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陈三立发来“贺电”：“忽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日起有功，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公度（即黄遵宪，作者注）书言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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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郑孝胥发来“贺电”：“《时务报》灿然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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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吴樵发来“贺电”：“九月初一得七月初两公函并第一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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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瞿子玖（即瞿鸿禨）给汪康年发来“贺电”：“大馆之设，意在觉世，孤怀闳识，极用佩仰，破一孔之陋习，开横览之远模，将使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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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老报人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追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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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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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时务报》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然而，因言论逾格而招致封馆的危机无时不在。大胆放言的篇章固然快慰人心，但同道朋辈却暗中为之捏汗，他们在信中热烈赞扬的同时，也谆谆告诫，办报有风险，言论要小心，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远。对于某些文章他们甚至责备汪、梁过于大胆，“同人书札往还，咸以戒慎恐惧相勖，抑亦鉴于警世骇俗之论，不可以持久，惧其将一蹶而不可复振也”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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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吴樵，他在信中针对梁启超批评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和把满族称为“彼族”，就很不认同，他说：“吾辈议论，当思非其时非其人不可发也。此时此人，当受之以渐，声闻不可以菩萨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后此种吹求，恐天下发之者尚多，我辈羽翼未丰，断不宜冒犯此大阵。”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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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裘葆良在信中说：“方今庙堂之上，支支节节仿行西法，有识之士，预决其不效。惟报馆大声疾呼，能收无形之益。万一再蹈京师强学之辙，则黄种一线之生机绝矣。鄙人私甚忧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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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瞿子玖在褒扬之余则说：“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如所列知耻学会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实，大率在此。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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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代钧褒扬汪康年的重磅政论不啻两颗炸弹，但同时提醒汪：“此后议论，一切忌讳，须加审慎，非不欲尽言也，虑炸弹之伤我报馆也。何如？”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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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劝，固然由各人所处的位置、所持的立场不同造成的。他们在大方向上相同，在具体策略和言论尺度上却又各自不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在言论自由无保障的时代，那条红线看上去不存在，实则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安全稳妥的，这本身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同一言论在此人看来过于大胆，在彼人看来则太过含蓄。所谓言论尺度，只能靠各人捉摸揣测，如同玻璃屋顶一样，不跳起来试试，是无从知晓的。一百多年来，言论尺度难题是中国报人无法回避的宿命，多少人为之流血、坐牢、遁逃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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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成功创办，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挥了巨大作用。创办报纸的经费最初移用了上海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的七百两是张之洞捐给上海强学会的。《时务报》发刊之后，张之洞为之一振，他称誉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108。这种来自官方对报纸的公开赞美，且调门如此之高，在晚清官场上是第一次。不仅如此，他还以湖广总督的名义，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及各局、书院、学堂一体购阅。按照梁启超的估计，《时务报》要发行4000份才能生存下去，张之洞的一道公款订阅的命令，等于给报纸买了保险。依张的命令，湖北全省要订报864份，总计每年报价1152元。难得的是，张之洞还同意将订阅《时务报》的饬札刊登在《时务报》第六期上，此举无异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在晚清的政治生态中，这意味着，张之洞深深卷入了《时务报》，说他是《时务报》的保护人也不算过分。在张之洞的“示范”下，山西、湖南、浙江、安徽等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等，纷纷在自己的辖地指令自行购阅或公款订阅《时务报》。《时务报》发刊未久就能风行海内外，与张之洞的大力推广无疑有着重要关系，否则仅凭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也很难达到如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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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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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体制内的高官，而《时务报》则是一份体制外的报纸，其中扦格之处自不待言。发议论的人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倾向，而主持实际政治的人总希望言论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不可能是毫无保留的，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做到这一点。当《时务报》上的言论逾越了他认可的尺度时，干涉和施压是必然的。对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他一向认为是“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情理”。当他看到梁启超在报上引用乃师的改制说，他大感不快。更令张之洞不安的是，《时务报》上“干犯时忌”的文字越来越多，如梁启超称满族为“彼族”，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从张之洞自身角度来看，这些言辞显然让他不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时务报》的背后支持者，《时务报》不出事则可，一旦出事他则势必牵连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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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爆发点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0册上发表《知耻学会叙》，在这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中，梁氏对官、士、商、兵无不猛烈抨击，笔锋所及，被他批得一无是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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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趋群豕，曾不为怪。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褒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商惟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兵惟无耻，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耳未闻谭战事。以养兵十年之蓄，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而遥，望风弃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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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笔下，这四类中国最有势力的阶层一个个形同丑类，整个大清国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而一句“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在张之洞眼里则格外刺眼，他再豁达大度，心里也不能不打小鼓，这句恶评是不是把他也囊括在内，因为此时他正在湖北操练自强军。此前梁启超已经批评自强军里高薪聘用洋教官有媚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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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张之洞震怒，认为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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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之洞通过各种途径对汪康年施压，提醒他不要惑于邪说，文字要格外小心。汪原系张之洞的幕僚，对张的督责当然不能充耳不闻。但一开始，面对张之洞的指责，汪康年的表现还“可圈可点”，他以总经理不能干预主笔为由加以婉拒。但随着来自张之洞的压力逐渐增加和各方朋友的劝说，汪康年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毕竟报纸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报纸和言论之间才是真正的皮毛关系。所以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过激言论加以矫正，力求谨慎委婉。另一方面，他也接受张之洞僚属的告诫，开始加强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自此，《时务报》内部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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