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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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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当它激起社会发生巨大动荡，或加速社会的前进步伐时，它便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有求于公民的协助，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马上就会暴露出来，立即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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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强策》一文中，汪康年提出的自强之法包罗极广，客观地说，缺乏充分严密的论证，逻辑性较差，读起来有点凌乱芜杂。但其要点在于“复民权、崇公理”，主张设立议院，“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举为议员，使至京入议院，而使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议院”，而后选举相臣，设立各部，“由相臣自择用诸部大臣，及各省之长。大臣及长，又各举其属，而皆决于议院”95。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宣讲“议会”、“民权”之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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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措辞最激烈、学理最深刻的还是严复。《时务报》曾重刊了他的名作《辟韩》一文。严复在文章中根据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对君主的起源和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看法，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严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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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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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申张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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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时务报》馆里群星灿烂，但最亮的那颗非梁启超莫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12.3万字的政论文章，占《时务报》政论文的60%。除自己撰文外，为报上的翻译文章润色，写按语、告白以及编排等，样样都少不了他。但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才24岁的梁启超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定型，不少文章率尔操觚，写得粗糙，严复就曾多次写信对梁文的缺点提出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未能自度，而先度人”。这些粗糙的文章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只有一种解释：它吹响的是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革命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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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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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内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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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上的那些文章如同大风席卷芦苇，草野为之歆动。办报老手李提摩太盛赞报纸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97赞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如同春节联欢晚会上喜气洋洋的贺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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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陈三立发来“贺电”：“忽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日起有功，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公度（即黄遵宪，作者注）书言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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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郑孝胥发来“贺电”：“《时务报》灿然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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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吴樵发来“贺电”：“九月初一得七月初两公函并第一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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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瞿子玖（即瞿鸿禨）给汪康年发来“贺电”：“大馆之设，意在觉世，孤怀闳识，极用佩仰，破一孔之陋习，开横览之远模，将使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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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老报人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追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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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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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时务报》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然而，因言论逾格而招致封馆的危机无时不在。大胆放言的篇章固然快慰人心，但同道朋辈却暗中为之捏汗，他们在信中热烈赞扬的同时，也谆谆告诫，办报有风险，言论要小心，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远。对于某些文章他们甚至责备汪、梁过于大胆，“同人书札往还，咸以戒慎恐惧相勖，抑亦鉴于警世骇俗之论，不可以持久，惧其将一蹶而不可复振也”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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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吴樵，他在信中针对梁启超批评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和把满族称为“彼族”，就很不认同，他说：“吾辈议论，当思非其时非其人不可发也。此时此人，当受之以渐，声闻不可以菩萨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后此种吹求，恐天下发之者尚多，我辈羽翼未丰，断不宜冒犯此大阵。”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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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裘葆良在信中说：“方今庙堂之上，支支节节仿行西法，有识之士，预决其不效。惟报馆大声疾呼，能收无形之益。万一再蹈京师强学之辙，则黄种一线之生机绝矣。鄙人私甚忧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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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瞿子玖在褒扬之余则说：“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如所列知耻学会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实，大率在此。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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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代钧褒扬汪康年的重磅政论不啻两颗炸弹，但同时提醒汪：“此后议论，一切忌讳，须加审慎，非不欲尽言也，虑炸弹之伤我报馆也。何如？”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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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劝，固然由各人所处的位置、所持的立场不同造成的。他们在大方向上相同，在具体策略和言论尺度上却又各自不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在言论自由无保障的时代，那条红线看上去不存在，实则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安全稳妥的，这本身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同一言论在此人看来过于大胆，在彼人看来则太过含蓄。所谓言论尺度，只能靠各人捉摸揣测，如同玻璃屋顶一样，不跳起来试试，是无从知晓的。一百多年来，言论尺度难题是中国报人无法回避的宿命，多少人为之流血、坐牢、遁逃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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