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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成功创办，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挥了巨大作用。创办报纸的经费最初移用了上海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的七百两是张之洞捐给上海强学会的。《时务报》发刊之后，张之洞为之一振，他称誉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108。这种来自官方对报纸的公开赞美，且调门如此之高，在晚清官场上是第一次。不仅如此，他还以湖广总督的名义，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及各局、书院、学堂一体购阅。按照梁启超的估计，《时务报》要发行4000份才能生存下去，张之洞的一道公款订阅的命令，等于给报纸买了保险。依张的命令，湖北全省要订报864份，总计每年报价1152元。难得的是，张之洞还同意将订阅《时务报》的饬札刊登在《时务报》第六期上，此举无异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在晚清的政治生态中，这意味着，张之洞深深卷入了《时务报》，说他是《时务报》的保护人也不算过分。在张之洞的“示范”下，山西、湖南、浙江、安徽等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等，纷纷在自己的辖地指令自行购阅或公款订阅《时务报》。《时务报》发刊未久就能风行海内外，与张之洞的大力推广无疑有着重要关系，否则仅凭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也很难达到如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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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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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体制内的高官，而《时务报》则是一份体制外的报纸，其中扦格之处自不待言。发议论的人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倾向，而主持实际政治的人总希望言论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不可能是毫无保留的，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做到这一点。当《时务报》上的言论逾越了他认可的尺度时，干涉和施压是必然的。对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他一向认为是“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情理”。当他看到梁启超在报上引用乃师的改制说，他大感不快。更令张之洞不安的是，《时务报》上“干犯时忌”的文字越来越多，如梁启超称满族为“彼族”，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从张之洞自身角度来看，这些言辞显然让他不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时务报》的背后支持者，《时务报》不出事则可，一旦出事他则势必牵连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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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爆发点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0册上发表《知耻学会叙》，在这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中，梁氏对官、士、商、兵无不猛烈抨击，笔锋所及，被他批得一无是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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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趋群豕，曾不为怪。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褒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商惟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兵惟无耻，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耳未闻谭战事。以养兵十年之蓄，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而遥，望风弃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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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笔下，这四类中国最有势力的阶层一个个形同丑类，整个大清国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而一句“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在张之洞眼里则格外刺眼，他再豁达大度，心里也不能不打小鼓，这句恶评是不是把他也囊括在内，因为此时他正在湖北操练自强军。此前梁启超已经批评自强军里高薪聘用洋教官有媚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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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张之洞震怒，认为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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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之洞通过各种途径对汪康年施压，提醒他不要惑于邪说，文字要格外小心。汪原系张之洞的幕僚，对张的督责当然不能充耳不闻。但一开始，面对张之洞的指责，汪康年的表现还“可圈可点”，他以总经理不能干预主笔为由加以婉拒。但随着来自张之洞的压力逐渐增加和各方朋友的劝说，汪康年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毕竟报纸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报纸和言论之间才是真正的皮毛关系。所以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过激言论加以矫正，力求谨慎委婉。另一方面，他也接受张之洞僚属的告诫，开始加强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自此，《时务报》内部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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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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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反对“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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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0月，康有为与弟弟康广仁一路游历罗浮、香港。此间，他接到商人何穗田的邀请来到澳门，商量办一份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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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田，名连旺，广州顺德人，隶葡萄牙籍，是一位澳门巨商。他既有葡萄牙的爵位，同时又通过捐纳获得广西补用道员的头衔。他的父亲何桂是澳门赌博业的第一代承办商人，又兼营盐业、鸦片业。在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涉足商业，创办的“其祥公司”发展迅速，本人的政治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参与许多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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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2年，他就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当时孙中山还在香港学习西医，在一次返乡途中道经澳门，何穗田和另一位澳绅家人都久病不愈，请孙过来诊治，结果药到病除，两人叹为神奇。等孙中山毕业后，何穗田等澳绅就资助他来澳门组织中西医局，挂牌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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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田是一个关心政局的新派绅士，他的一生都和当时的政治焦点人物联系紧密。他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就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极为一致的看法。因为长期阅读《时务报》，他对康有为、梁启超仰慕已久，很想在澳门办一份与《时务报》旗鼓相当的报纸。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此前他曾办有《濠镜报》，但与《时务报》不在一个等量级上。此次请来康有为，就是希望他能领导新报纸的采编工作，办出一份重量级的新报纸。文章是新报纸的灵魂，谁来担纲主笔？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名声鹊起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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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梁启超在《时务报》馆间接感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压力，但他并不在意。相反，他觉得自己的文字已经非常谨慎了，根本就没有放手去写。他也想另辟一块阵地，作更大胆的言论。写文章的人，缩手缩脚总是一件不痛快的事。他理想中的阵地就在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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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康年对《时务报》进行调整的时候，梁启超离开上海回广东省亲，接到老师的邀请转道澳门，一起商谈开办新报事宜，其间梁启超虽人不在上海但继续履行《时务报》主笔职责。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澳门顷开新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111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说正在筹备的报纸打算依附《时务报》，取名《广时务报》，意思有二：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该报将多译格致文章，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在格式上一依《时务报》，在销路上则依靠《时务报》为之代理。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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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将新办报纸与《时务报》捆绑在一起的思路，目的在于借《时务报》的品牌力量扩大新报纸的影响。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反对，并在《时务报》上刊出了《广时务报公启》，广为布告，内容基本上是梁启超写给汪康年的报告，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将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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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启刊出后，立即引起同志们的群起反对。有人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可以兼职，但必须坐镇上海。其意在于不能让梁启超离开《时务报》馆。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吾辈此时利在多营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报》必任其咎矣”113。所以他力主更改报名，不要给社会留下新报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此其关键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筹之。”114邹代钧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115，这个提法可能与风闻康党与孙文有所接触有关，他指出若梁执意留澳门，须每月为《时务报》供稿不少于3篇和札记若干，以羁縻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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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广时务报》与《时务报》捆绑运作确实是弊多利少。处于澳葡当局管理之下的《广时务报》固然可以钻言论自由上“一国两制”的空子，放言高论，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很容易让《时务报》“躺着中枪”，结果得不偿失。还不如各立门户，看上去互不相关，实则暗通消息，互为犄角，避免一损俱损。因为大家的反对，《广时务报》最终更名《知新报》，取“传布新知，去塞求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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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新报早日面世，梁启超在澳门多逗留了十余日，直到事情底定，才于年底返回上海。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发刊。梁启超在发刊词中以一贯的“时务体”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百余年来犹萦在耳，鞭策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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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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