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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并不想离开京城，然而此时他只能将计就计，立即致电汪康年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随后致函汪康年诉说苦衷，希望他能在过渡期予以配合。但汪康年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自己是《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不过是他所聘的主笔，高级打工仔而已，梁启超凭借报纸获得名声，现在要反客为主，是何道理呢？汪康年不客气的回敬意味着改革阵营内部“同气相残”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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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年后的眼光审视，康有为主张将商办报纸收归官办本身就是一次倒退。按照他的设想，官报局不仅要收回《时务报》，各省的商业报纸也要一并拿下，统一管理。这在商业报纸刚刚发力的时代，不可能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但是，康有为的这套官报思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他的党报观念。1907年，他在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里说：“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130他预言，随着党报宣传的普及，他的党徒将会越来越多，所得的权利将不可思议。从最初的《万国公报》开始，他经手的报纸都是党报性质，凡是党报都必然有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的内在需要。官报局的设计本身就是实现“党报思想”的一个手段。康有为一方面想通过报刊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皇权大一统的力量来达到这种宣传鼓动的目的。所以，当他大力推行官报局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陷人自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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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有为奉旨办报，要强力收回《时务报》时，汪康年的回击尽管有歪曲事实之处（他不是《时务报》的唯一创办人），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南北舆论界都对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对报界的戕害。即便是维新阵营的铁杆拥趸、同情康梁的张元济、叶瀚等人也无法苟同康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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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康年方面来说，《时务报》因为人事纠纷不断已经日趋没落，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他正想放手而不得，既然康有为要接手，正是求之不得。但他对康有为的用心了如指掌，面对康有为咄咄逼人的姿态，他就是不肯拱手相让，而是要尽情戏弄一番再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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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政治能力不在康梁之下。他一方面得到来自朋辈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他还能得到当朝大佬张之洞的奥援。他首先向张之洞提议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比汪康年看得更远，他提议改“时务”二字为“昌言”，在政治上紧跟光绪上谕“从实昌言”的涵义，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的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的空名留给康有为来接收。这一金蝉脱壳之计无疑比汪康年要狠辣得多。有了张之洞的授意和撑腰，汪康年依计而行，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门额和报头改为“昌言”二字，并广登告白，说遵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康有为本想夺回《时务报》，却没想到夺回的仅仅是“时务报”三个字而已，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羞辱。汪康年登出的改版告白更是将《时务报》改官报事件公开化，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而且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评议都是批评康有为，同情汪康年。这让康有为颜面无存，极为尴尬恼火，他气急败坏地指责汪康年违抗朝廷旨意，要求他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然而他的要求无人理睬，最终闹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迟迟不肯出京很不感冒，现在连《时务报》改为官办一事都搞得如此缠杂不清，这让他大为生气，遂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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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是《时务报》的五位创办人之一，是历次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一向看不惯汪康年的做派，由他出面查明《时务报》纠纷对康梁是最有利的。但时势比人强，等到黄遵宪9月15日才到达上海的时候，政变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根本无需拿出一个秉公处理的方案，康有为在前往上海的路上就已经由钦差变为钦犯了。朝廷下令官报局停办，《时务报》争夺战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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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这个喜欢听昆曲《单刀赴会》的改革家，当他在海上亡命的时候，他的耳畔也许会响起悠扬的昆曲唱腔：“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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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前，海天茫茫，波凶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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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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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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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是在甲午战败之后，维新思潮风起云涌，鼓吹变法的报刊如雨后春笋，每年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随着“百日维新”时朝廷允许民间办报达到顶点。一直在中国办学会、办报纸鼓动变法的“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这个时期维新运动大有希望，他的依据之一就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十九家增加到七十家。”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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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短暂的春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运动戛然而止。在维新运动中《时务报》首先关张，尽管它已经更名为《时务官报》，但一句“莠言乱政”就把它裁撤了。10月9日，慈禧再发上谕，下令查禁报馆，访拿全国报界的报刊主笔。上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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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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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眼里，报纸是造谣的温床，斯文败类的渊薮，否则，她就不会这样一竹竿扫落一船人，要捉拿全国主笔。中国的报业刚刚还在百花齐放，被来自养心殿的凛冽寒风一吹，刹那间零落殆尽。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会报告中称：“1898年上海出版的二十三家中文报纸，现在只有十三家继续出版。在其他城市出版的十四家报纸，现在只有六家出版。”133要想存活，只有挂洋人的旗号，在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像天津的《国闻报》那样。那些侥幸存活的报纸基本上噤若寒蝉，无政见、无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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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一切，言论首当其冲。对民众封锁和封闭信息，让他们成为一颗颗混沌的互不相干的土豆，是一个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保证。当具有强大传播功能的报纸出现以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出于本能对报纸进行限制和查封。拿破仑掌握权力之后，将巴黎的73家报纸封了69家，仅剩4家与他保持高度一致的报纸，他非常坦率地说：“如果我松开报业的缰绳，我掌权就不会超过三个月。”慈禧扑灭报馆的理由不像拿破仑那么坦率，她先要将报纸、报人妖魔化一番，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也只是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区别。如果得不到民意的认可，他们就要强制民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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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报纸已经进入中国数十年，报纸的好处人们已经渐渐体会到了，口岸城市士绅阶层的阅报习惯正在形成。窗口已经打开，想要彻底关上并不那么容易。获取信息是人类的天性，越是禁止越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言论控制的程度与人们的好奇心恰好形成正比。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政府的禁令往往是畅销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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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个慈禧的权力不能到达的堡垒，那就是国中之国——租界。在租界里，让慈禧太后憎恶的洋报纸，还在畅所欲言。1898年10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134洋报纸敢“仗义执言”，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让清廷吃尽苦头的坚船利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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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专制使人嘲讽”。在肃杀的寒流当中，上海的游戏小报意外表现出报人的风骨，他们的武器就是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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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字林西报》痛批慈禧太后“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当天，“小报鼻祖”李伯元忍无可忍，在《游戏报》以首论地位发表了署名为“海外寄愤生”的专文《责报馆主笔》。这篇文章以拥护慈禧上谕的口吻，对全国主笔兴师问罪，像一个装疯卖傻的泼辣老虔婆，咬牙切齿，穷凶极恶，蛮横无耻，丑态百出。看报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篇短论是老佛爷“灵魂附体”，它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老太婆的丑恶内心。所有的读者都能读得懂，但当局却不便发作，人家摆的是与大清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姿态，顶多是对上谕精神理解不准确，问不得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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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伯元，还可以补充一句，他对于维新运动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维新运动过于激烈。在他的讽刺小说《文明小史》里，他将以康、梁为原型的几个人物都描写得滑稽可笑，类同小丑。但对慈禧的倒行逆施，他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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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禁不得人心，小报报人也可以不再娱乐至死，而是转身变成了无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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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伯元相比，另一位小报报人显得更为“顽皮”，那就是李伯元的朋友，主持《采风报》笔政的吴趼人。吴趼人在《采风报》上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征求答案，其用意读者都心知肚明，吴却又故作认真。一时应征者踊跃，读者奉献的段子千奇百怪，滑稽无比，令人捧腹。《采风报》选出最为搞笑的办法印成小册子，随报奉送，这样的段子合集大受欢迎。不久，吴趼人又出新招，连续七次刊登《康有为被捉谣函》，颇类今天的无厘头新闻，指桑骂槐，意在搅局却以搞笑出之。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损招上海当局岂能不知，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消闲小报都栖身租界，当局投鼠忌器，一旦有事，小报就来个真的挂“洋”头卖狗肉，插面洋旗又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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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报禁上谕是考验报人风骨的一块试金石，在上海的大报当中，《申报》虽然身处租界，但主笔黄协埙的心与慈禧在一起跳动。该报大骂康有为“大逆不道”，说中国之局，完全败在康梁，逻辑混乱地说没有康梁就不会有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甚至替老佛爷操心，说康有为久居京城，又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今者事发而逃窜海外，纵不敢仍谋逆乱，如死灰之复燃，而凡我中国内情所向，秘密慎重者，彼（指康有为）既了然于心目，安保其不和盘托出，向外人宣露无余”135。黄协埙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报论新体例，题目大都同一格式，即《恭读某月某日懿旨/上谕谨注其后》，懿旨来自慈禧，上谕来自光绪。这种题材的论说极为格式化，先对懿旨或上谕恭维一番，然后对其作用加以阐发和赞扬，结尾则说臣下及作者感激万分等等。到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申报》甚至喊出了“爱中国就要爱慈禧”这样荒谬的口号136，在黄协埙的主持之下，媒体成了媚体，他就是大清政府的铁杆“五毛”。读者不感冒，销量一降再降也是意想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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