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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谣的文字还算将就，不像目不识丁的粗人所作，应该出自守旧文人的手笔。类似这样针对《国闻报》的歌谣、揭帖不止一篇，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时时都有可能冲进报社。本来，清廷一直想花钱买下报纸，图个清静，自从义和团闹起来后，谁也不提这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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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6日，《国闻报》暂时停刊。其实，停刊已经不重要了，愤懑失望的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早已彻底脱离报社了，报纸的笔政掌握在一个汉奸文人手里，成了受贿勒索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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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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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三章 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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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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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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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第二天，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客轮抵达烟台港，暂停数小时进行补给。此时，北京密电到达烟台，说光绪帝被康毒死，要立即逮捕康归案。可是，密电码在道台手里，而道台去了胶州，正在吃大餐呢，其他官员拿着电报也不知道说的啥。康有为对这道催命符自然一无所知，他在海滩上悠哉游哉地欣赏海景，买了梨子和石子。等到道台译出密电，“重庆号”已经起航多时了——康有为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后来回忆逃亡历程，数出了十一次“必死”危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创造了数次不死的神话，大概是因为“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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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剪辫易服，化装成猎人，在清廷捕快的眼皮底下逃出生天。在东京师徒二人会合，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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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政变，胜利者慈禧如愿以偿地拿回最高权力，光绪皇帝下课，六君子人头落地。但是，权力能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不了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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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上谕一公布，慈禧就成了同情变法的中外报章批评的对象，一场大规模的妖魔化慈禧的舆论战开始了。就连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也以自摆乌龙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抹黑运动。10月20日，该报刊登了一条转载的新闻，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纽约时报》编辑当然怀疑这条新闻的真实性，特意将标题做成疑问句：李鸿章结婚了吗？次日该报回答了这个问题，李鸿章没有结婚，并明确指出：这是一则东方玩笑。报道详细援引了“日本皇后”号邮轮所带回的《中国邮报》（ChinaMail）的报道，称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成婚，地点为“新发”寺庙。随后，这对新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均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闻此暴怒不已。既然是假新闻，何必又一字不漏地援引一遍呢？《纽约时报》到底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难说。但这样恶搞慈禧无疑让痛恨她的人出了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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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辟谣报道“李鸿章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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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康梁在日本惊魂初定，他们知道对于国内政治已经无能为力，游说日本诸国帮光绪帝恢复权力，无异于猴子捞月亮。他们能做的还就是办报纸，大清政府虽然对报纸严防死堵，但帝国早已经四处漏风、无力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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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梁启超等人短短两个月的筹备，《清议报》在日本出版了。由《时务报》开创的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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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出资人是旅日华商冯镜如，他是名义上的编辑人，实际上由梁启超主持，麦孟华、欧榘甲佐之。办报宗旨，梁启超列了四条，后来又精简为两条：“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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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创刊后，打出“尊皇”、“保皇”旗号。一边抹黑慈禧集团是“逆后贼臣”，是扼杀维新大业、祸国殃民的元凶巨恶，一边抬高光绪皇帝，说他是“数千年所未有的”的圣君。他们指出光绪皇帝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唯一之人，其逻辑是这样的：“中国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中国的改革是否寄托于光绪皇帝一人身上实际上是个伪问题，政变之前靠不住，政变之后就更加靠不住，但从短期政治功利上考虑，只有光绪皇帝复出，维新派才有机会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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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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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政治诱惑与“开发民智”的启蒙目标存在矛盾之处。按照梁启超设定的路径，通过鼓吹民权将国内民众从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可是民权昌盛了，君权往哪里摆呢？民权与君权明显有抵牾之处，民权盛则君权弱，反之亦然。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鬼打墙”式的解释：中国还处在“孩提时期”，需要父母保护，而光绪皇帝就是我们的“慈父”。现在，这位“慈父”被囚禁了，只有把他救出来，中国才有希望。这样的解释使启蒙的目标与酸腐荒谬的帝后之争纠结在一起，也让梁启超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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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论”显然说服不了人，甚至梁启超自己也没有说服自己。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报纸上拥君色彩过浓，会引起反感，便写信给徐勤，主张暂时“不登保皇文字”，让保皇会同志大跌眼镜。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变幻多端的宣传鼓动家，他谈“保皇”、“尊皇”，也谈“民权”、“自由”，还谈谈“破坏”、“革命”，他到底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各执一端、人言人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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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流质善变，康有为则至死不变，师徒二人恰恰形成鲜明对照。康一生都坚守保皇，反对革命，从不稍变。他坚持孔子纪年，与张之洞闹翻时如此，入了民国也是如此，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他骂孙中山，直到孙死，依然称孙为“大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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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皇的问题上，康有为最坚定，他死守保皇底线。虽然逃亡后他一直周游列国，在各地开设“保皇”公司，集资筹款，忙得一塌糊涂，但从未放松对《清议报》的遥控。他反对在《清议报》上发表任何激烈言论，不允许报上出现任何稍涉激烈的词汇。举凡“革命”、“民权”、“自由”、“独立”、“自主”，他都禁止在报纸上出现，他利用党魁的权威在自己的阵营里实施“敏感词”审查制度，他是敏感词禁言的早期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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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批评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时说：“审查制度在哪个国家都是愚蠢的。”144推而言之，审查制度在任何时间都是愚蠢的。搞敏感词审查，康有为同样犯蠢。康老师看到欧榘甲的一篇文章谈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史事，他不高兴；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专栏，因为用了“自由”二字，他反对；连为维新大业流血的谭嗣同的《仁学》也不放过，因为书中有激烈的反满和批判君权的言论，他下令报纸撕毁重印，这篇五万字的论文，在他的审查之下，断断续续登到《清议报》第一百期才勉强刊完，平均一期才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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