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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激进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康有为屡次写信责备他，两年间函札写了几万字。梁启超态度很坚决，回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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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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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说，就算我不说，别人还是要说，哪能禁得住呢？就是同门中人，说的比他猖狂十倍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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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不听劝，康有为很着急，圣人一着急也相当“卖萌”，写信痛骂弟子，说“你们大谈革命，我都气得快要病死了，危在旦夕，你们再谈革命，就等着来收尸吧！”其实，康有为在1902年并无大病记录。梁启超见到这封凶信之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假戏真做，立即发了两通电报，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他在给徐勤的信里说：“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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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梁启超这里，革命、破坏、流血都仅仅是夺取政权、推行立宪的万不得已的手段，不是目的。就目标而言，他与革命派并无不同，革命派也是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但梁启超的目光更为高远一些，只要立宪，总统也可以由昔日的皇上来当。而这点差异，踩到了革命派的底线。有法国大革命流血漂杵的悲惨经验，梁启超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一直心存保留，他希望他所鼓吹的革命流血最少、破坏最小，最理想的是“无流血的破坏”。这样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实际上两边不讨好，革命派斥他是“假革命”，保皇派说他误入革命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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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对“革命”一词进行了历史语义的溯源，认为日本人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切，试图用“变革”取代“革命”一词，革命的意思就是变革。通过一番绕口令式的解释，他的革命观变得缠夹不清，体现了他对暴力的矛盾心理。没有暴力不能改变中国的专制状态，而革命的惨烈又可能步法国大革命的后尘，迎来更大的独裁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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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梁启超对暴力革命都心存忌惮，他希望把暴力的烈度限制在最小。1903年，他有了一趟北美之行，在共和制的发源地走上一圈，归来后言论大变，对暴力革命的观念完全放弃，彻底关上了暴力这个潘多拉魔盒。到底是什么样刺激让他前后所执判若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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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从此与共和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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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梁启超游历美国，《新民丛报》的编辑事务交由蒋观云处理。梁启超正月二十三从横滨出发，先到加拿大。他在海上发给徐勤的信中仍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58可见他这一时期内心还是以革命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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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到美国，亲身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共和环境之后，梁启超大大失望了。刚刚还很坚挺的共和理想迅速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且此后牢不可破。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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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梁启超首先感到震撼的是美国的建设成就。给他印象最深的城市当属纽约，这个美国独立时只有两万余人的小城市经过百年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一都会，人口达到350多万。房屋密密麻麻像鸽子笼，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拉的到处都是，街上跑的电车如百足之虫。在这个世界第一大都会里，梁启超有点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连过马路他都为之感叹：“人言久住纽约，其眼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159他最满意的还是纽约的中央公园，认为是保持头脑清明的好地方，一天不去就会“精神昏浊，理想污下”。在《新大陆游记》里梁启超对美国发出终极浩叹：“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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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旦深入美国的“肌理”，梁却感叹“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莫如纽约”。和20世纪末中国的一部流行电视剧歌词一模一样，“如果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一百年来，中国人对纽约的评价基本没变，那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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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看到人类理想在这片新大陆上梦幻般的实现。在纽约，他也见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庞然怪物——“托辣斯”（今译托拉斯）。他用整整一节的内容叙述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怪物，列举了它的十二利和十弊。他承认这个怪物是自由竞争走向联合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但他又对这个怪物危害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后果而悚然心惊。他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对于财产分配的悬殊，他打个比方说：“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余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岂不异哉？”这确乎是当时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写照，他因此感叹：“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他承认社会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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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美国光鲜亮丽的一面，也看到了黑暗腐朽的一面。对于前者，他承认这是美国共和革命带来的美丽新世界，但对于后者他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那几乎是挑战了他的想象力。就像他的老师康有为第一次看到黑人一样，被吓得不轻，以至在《大同书》里执意要对黑人进行强制人种改良，以匹配他的大同世界。每个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中不能有丝毫瑕疵。梁启超不能容忍他想象中的共和世界还有这样不堪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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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行走，让他由失望变为绝望，从此与共和别矣，并且是彻底拜拜，再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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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14日（农历，以下同）他到达华盛顿，在这里待了七天。通过对“民主的细节”的考察，他真切感受到了总统选举和政党政治的弊端：“美国大统领（即总统，作者注）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此位者甚希焉。此实我辈异邦人所最不可解之问题也。”160这个让人迷惑的问题其实在梁启超那里已经有了答案，他找出了六点原因为什么总统不可能是第一流人才，这些原因有民情的一面，美国人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第一流的人物来当总统，太有能耐的人物他们不放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总统选举和政党政治运作的结果，是共和制度衍生出来的弊端。政党为了能在竞争中获胜，不想推出第一流人物，因为这些人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易招致攻击，不如找一个大家挑不出毛病的平庸之辈，胜算更大。毫无疑问，这个小算盘应该归结为党派之私。而在选举中“甲党对于乙党之候补者，攻击每不遗余力。往往其平生行谊，毛举以相指摘。枫秀于林，风则摧之。故英杰之士，不利于候补”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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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中庸才当总统的现象，梁启超找到了原因，但并不表示他认可这是共和制度应该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在梁启超的潜意识里，多少有点“哲人王”情结，一国最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物。他看不惯美国的庸才总统，一厢情愿地为美国展望未来，断言美国在国际竞争和本国扩张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从今以往，那些庸碌之辈“断无望滥竽斯职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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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政治的考察，让他失望了，通过与英国君主立宪的比较，他得出了结论：“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思想的秋千又由革命荡回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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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则有关革命党的流言传到梁启超的耳朵里，加速了他的思想激荡。在他暌违多年的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租界当局逮捕。吴稚晖因与办案的俞明震有接触，因而预知机密得以出逃，但他没有将机密告知与他有隙的章太炎。此事酿成吴稚晖告密公案，争讼几十年。“苏报案”发生十多天后，梁启超在蒋观云的来信中知悉了这件事，加剧了他对革命党的失望情绪。在回信中，梁启超说：“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即章太炎，作者注）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这个在当时无法说清的流言加剧了他告别革命的步伐，感情丰沛的梁启超再次悲叹：“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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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小插曲之后，梁启超来到美国华人最为集中的旧金山。这里是保皇会最早成立之地，会员有万人左右。他以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为样本进行了调查，将华人与欧美白人相比较，研究华人社会的性质及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等。研究结果是华人所长者有五点：一爱乡心甚盛，二不肯同化于外人，三义侠颇重，四冒险艰苦，五勤俭信。所短者三点：一无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无高尚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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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他们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梁启超的依据是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华人都不能达到文明之境，不能组织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向外发展，与外族竞争。旧金山华人的文明程度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他们尚且如此，国内华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为，“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中国”。如果强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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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梁启超给康有为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他承认老师是对的：“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163康有为的得意大弟子梁启超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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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是一本批判共和制度的书。梁启超一如既往用他那饱蘸感情的笔触，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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