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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未必看过勒庞的《乌合之众》,但他说:“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187这和勒庞所说的“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可谓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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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阐述的虽然是自己的主张,实际上对梁启超此前的策略不无劝谏之意。革命党在论战中对民众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就是“排满”,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目标,顺应了民众痛恨清廷的心理,而梁启超虽然看得更为深远,但他给民众的却是一个抽象的三步走的目标——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路线。而立宪能否实现则依赖于公信力越来越稀薄的清廷,民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那么相信清廷会果真立宪,所以他也承认革命具有合理性。急于行动的民众显然更愿意接受简洁明了的“排满”主张。杨度看出了梁启超的不足,所以他也提出一个看得见的简洁目标——开国会,“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随后两年发生的请开国会运动轰轰烈烈,与运动目标定位的准确可感显然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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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一个纯粹的理念人,他一面批驳革命党,一边批评国民素质不高,这在杨度看来是大大失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梁氏既骂清政府,也批评留学界,杨度坦言外界“谓《新民报》于两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此学界最有势力之议论,他人不肯以告兄也”。这种两边论战、多方批评的做法他是不能认同的,他说:“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信奉帝王术的杨度显示了他“马基雅维利”的一面:“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歧之论,弟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后来的革命复产革命,无不高举民众大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闹革命,直到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到崩溃边缘,“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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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百年来时路,人民创造了历史,也不幸成为历史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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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看看什么是“暗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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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观涛教授研究,在1900年以前,“革命”一词使用的次数相当少,在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那时,“革命”和“造反”同义,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主流话语。“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迅速增多是在百日维新流产之后,改良无望,革命抬头,就跟跷跷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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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革命”一词就像突然喷发的彗星,被使用次数多达1400次,而前一年不过500次左右。“革命”成为年度热词,与《革命军》的出版大有关系,这本小册子一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巨大的冲击波震动了整个中国。邹容就是那个年代最畅销的“80后”(出生于1885年)作家,如果能拿版税,邹容会轻松致富,而且是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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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大牛章太炎的强力推荐为《革命军》的畅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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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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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取得了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暴力成为合乎道德的选择。暴力的特点在于残酷、血腥、无底线,凡是有益于革命的,都不妨大胆行之。暗杀——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合乎自然地成为尚处边缘的革命派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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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鼓吹暗杀,源于革命的“策源地”日本。1903年5月,留日学生中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中有文章说:“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其风最盛于日本,而现今之俄罗斯尤神出鬼没,毒人莫测,酿成大恐怖时代。其秘密法将遍传于中国志士。”这可能是最早鼓吹暗杀的报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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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首举“暗杀”大旗的当属《苏报》。1903年6月初,该报连续刊登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说“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这和后来梁启超的观点一致。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前所未见,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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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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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章士钊再接再厉,刊出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文章开篇即说:“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22岁的章士钊在文中流布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和嗜血热忱,让他自己日后都为之胆寒,他号召民众复仇,对满人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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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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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喙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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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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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的论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作为社会中坚的士绅阶层还在观望,他们对朝廷改良失望但没有绝望。真正鼓吹暗杀的激进知识分子都是像章士钊、刘师培那样的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热血当头但政治理论修养有限,也无政治方面的实践经验,只凭一些西学皮毛来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急功近利的暗杀鼓吹,锁定的读者对象只能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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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年代,最容易点燃年轻人热情的往往是时尚。希特勒为了吸引年轻人投身军营,下令将军装设计成最时髦、最帅气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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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的报刊中,为鼓动暗杀也以时尚相号召,刺客被他们吹捧为最值得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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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道人”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登载《论刺客的教育》,说当刺客是最容易见效,且成本最低,“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他还将欧洲各国大英雄、大豪杰的暗杀名言,并各国著名刺客的姓名列在后头,又把近二十多年来各国刺客所杀的皇帝、宰相等进行列表,以证明刺杀最容易出成果。林白水最后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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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等事件,是现在外国顶时髦顶通行的了。唉!你们蓄刘海发,剪辫子,戴草帽,穿皮鞋,吃香烟,挂金丝眼镜,都晓得学时髦,我劝你这刺客也是当今顶时髦的事体,倒要学一学啊!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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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主办的报刊上,以各种方式鼓吹暗杀的文字几乎是遍地开花,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亦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文章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民报》因刊载吴樾的详细介绍暗杀的方法、手段和步骤的长文《暗杀时代》,被日本警察厅以“激扬暗杀”为由禁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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