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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未必看过勒庞的《乌合之众》，但他说：“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187这和勒庞所说的“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可谓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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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阐述的虽然是自己的主张，实际上对梁启超此前的策略不无劝谏之意。革命党在论战中对民众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就是“排满”，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目标，顺应了民众痛恨清廷的心理，而梁启超虽然看得更为深远，但他给民众的却是一个抽象的三步走的目标——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路线。而立宪能否实现则依赖于公信力越来越稀薄的清廷，民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那么相信清廷会果真立宪，所以他也承认革命具有合理性。急于行动的民众显然更愿意接受简洁明了的“排满”主张。杨度看出了梁启超的不足，所以他也提出一个看得见的简洁目标——开国会，“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随后两年发生的请开国会运动轰轰烈烈，与运动目标定位的准确可感显然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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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一个纯粹的理念人，他一面批驳革命党，一边批评国民素质不高，这在杨度看来是大大失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梁氏既骂清政府，也批评留学界，杨度坦言外界“谓《新民报》于两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此学界最有势力之议论，他人不肯以告兄也”。这种两边论战、多方批评的做法他是不能认同的，他说：“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信奉帝王术的杨度显示了他“马基雅维利”的一面：“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歧之论，弟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后来的革命复产革命，无不高举民众大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闹革命，直到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到崩溃边缘，“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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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百年来时路，人民创造了历史，也不幸成为历史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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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看看什么是“暗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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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观涛教授研究，在1900年以前，“革命”一词使用的次数相当少，在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那时，“革命”和“造反”同义，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主流话语。“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迅速增多是在百日维新流产之后，改良无望，革命抬头，就跟跷跷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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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革命”一词就像突然喷发的彗星，被使用次数多达1400次，而前一年不过500次左右。“革命”成为年度热词，与《革命军》的出版大有关系，这本小册子一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巨大的冲击波震动了整个中国。邹容就是那个年代最畅销的“80后”（出生于1885年）作家，如果能拿版税，邹容会轻松致富，而且是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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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大牛章太炎的强力推荐为《革命军》的畅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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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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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取得了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暴力成为合乎道德的选择。暴力的特点在于残酷、血腥、无底线，凡是有益于革命的，都不妨大胆行之。暗杀——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合乎自然地成为尚处边缘的革命派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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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鼓吹暗杀，源于革命的“策源地”日本。1903年5月，留日学生中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中有文章说：“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其风最盛于日本，而现今之俄罗斯尤神出鬼没，毒人莫测，酿成大恐怖时代。其秘密法将遍传于中国志士。”这可能是最早鼓吹暗杀的报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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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首举“暗杀”大旗的当属《苏报》。1903年6月初，该报连续刊登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说“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这和后来梁启超的观点一致。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前所未见，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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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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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章士钊再接再厉，刊出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文章开篇即说：“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22岁的章士钊在文中流布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和嗜血热忱，让他自己日后都为之胆寒，他号召民众复仇，对满人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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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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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喙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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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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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的论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作为社会中坚的士绅阶层还在观望，他们对朝廷改良失望但没有绝望。真正鼓吹暗杀的激进知识分子都是像章士钊、刘师培那样的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热血当头但政治理论修养有限，也无政治方面的实践经验，只凭一些西学皮毛来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急功近利的暗杀鼓吹，锁定的读者对象只能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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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年代，最容易点燃年轻人热情的往往是时尚。希特勒为了吸引年轻人投身军营，下令将军装设计成最时髦、最帅气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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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的报刊中，为鼓动暗杀也以时尚相号召，刺客被他们吹捧为最值得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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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道人”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登载《论刺客的教育》，说当刺客是最容易见效，且成本最低，“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他还将欧洲各国大英雄、大豪杰的暗杀名言，并各国著名刺客的姓名列在后头，又把近二十多年来各国刺客所杀的皇帝、宰相等进行列表，以证明刺杀最容易出成果。林白水最后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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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等事件，是现在外国顶时髦顶通行的了。唉！你们蓄刘海发，剪辫子，戴草帽，穿皮鞋，吃香烟，挂金丝眼镜，都晓得学时髦，我劝你这刺客也是当今顶时髦的事体，倒要学一学啊！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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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主办的报刊上，以各种方式鼓吹暗杀的文字几乎是遍地开花，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亦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文章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民报》因刊载吴樾的详细介绍暗杀的方法、手段和步骤的长文《暗杀时代》，被日本警察厅以“激扬暗杀”为由禁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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