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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要问，暗杀这种恐怖手段为何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潮？学界给出远因和近因两个说法。远因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游侠传统，而近因则是弥漫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20世纪初年，激烈是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情绪，不分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作为极端手段的暗杀，革命派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改良派则在背地里悄悄地进行。不同的是，革命党人都是自己动手，而改良派则是雇凶杀人。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供养豪杰之士”提出质疑，说这几年钱花了不少，真动手的没有。“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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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激烈成为一种流行情绪，即便柔弱女子往往也会看轻生死。革命女杰在报中宣扬暗杀并不足怪。让人惊悚的是当时一位叫惠兴的女子。惠兴一心想开办学堂，倡导启蒙教育，按理说她应有很大的耐心，通过兴办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动社会前进，但她选择的却也是一种激烈的方式。她在一手草创的学校开学那天登坛演说，居然说着说着，拔出利刃从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来，顿时鲜血直流，她面不改色地说：“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声称学校如果办不下去，就要用她的身子殉这学校。没多久，学校经费紧张，她写了一封上某当道的信和遗书，吞食鸦片自尽。这种激烈而富有戏剧化的自戕，“除了说明她刚强的个性外，也未尝不能让我们看出这个时代激荡、理想和迥异寻常的特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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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脉贲张、情绪极端的社会氛围下，报纸鼓吹暗杀看上去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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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张君劢有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报纸鼓吹暗杀就属于此类，也只有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革命成为“无理由之宗教”的时候，这样杀气淋漓的文字才能堂皇出现于报端。革命的大帽子完全遮蔽了新闻伦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革命风气大张的时期也是新闻史上的疯癫时期。报刊不惜以制造假新闻的方式煽动暴力情绪，这些在革命的正义性不容置疑的年代，往往被视为值得赞美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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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宣传的效果无疑是惊人的，当时十四岁的浙江少年陈训恩（即陈布雷），因为喜读革命报刊，与小伙伴们也在家中组一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画了一张黄帝像挂在室中，相率礼拜之，甚至还有模有样地练习革命演说。俄国有刺杀沙皇的女杰苏菲亚，陈训恩认为他的家乡也应该有一个苏菲亚，于是他便以他的表妹作为培养对象，教她认字，竭力怂恿她到上海爱国女校读书，而且此事居然办成了。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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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频频发生的暗杀事件，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怖效果，让清廷官员胆战心惊。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诸大臣如惊弓之鸟，谈革命党色变，各提戒心。有一回，端方在金陵，提学使陈伯陶以事进谒。时天气燥热，陈俯身向靴囊取折扇，端方惊起，大叫：“子励（陈字），你想干什么？”陈抽扇出，徐徐说道：“我拿扇子取凉，帅座何必如此惶恐？”端方满脸通红地坐下，不能出一词，可见其内心惊慌。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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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国初年，报纸上依然充斥一片暴戾的喊打喊杀之声，黑枪既可以对付敌人，也可以对付自己人。宋教仁、陶成章、黄远生、陈其美无一不死于党派黑枪，流毒深远，为始作俑者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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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呈现真相的新闻，如果言论不能平衡，如果理性输给激情，那么，革命不过是将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还是一枚残破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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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四章 报纸在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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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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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史上的“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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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左宗棠用兵新疆，缺粮少饷，不得已向洋商借款千万，结果成了舆论公敌。消息传到上海，沪上报界一片讥评之声，左宗棠听说后，大骂海上报人：“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这句骂语被新闻史研究者广泛征引，作为当时报界不被官场重视的佐证。其实沪上报纸一直在唱衰左宗棠举债用兵，甚至造谣说左大帅败退关内。报纸言论的背后有洋人利益牵扯在内，那些洋报纸不过是给本国利益摇唇鼓舌的工具而已。左大帅骂报馆也不止这一句，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荆公晚年每书空‘精扯淡’三字，正合此时事体。”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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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之骂语在当时并不突兀，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报纸不只被官场瞧不起，一般社会中人也同样瞧不起，就是参与其间的读书人自己也自惭形秽。1917年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的作者姚公鹤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说道：“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在社会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吾乡沈任佺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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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能逃脱时代给予他的限制。在科举时代，金榜题名是每个读书人成功的唯一标尺。科场蹭蹬的士子们顶着“斯文败类”、“洋奴买办”的恶名投身报界，无非是为混口饭吃，为生存而身段柔软并不可耻。办报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都不想在这个不名誉的职业上稍事停留。考诸早期报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心在报界而心恋科场的，一旦他们在科场猎取了功名，他们是多么希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最好是连记忆都不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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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氛围和个人心态的双重作用下，很多早期报人在离开报界之后，立即与报纸划清界限，矢口不提他的报人经历，甚至隐姓埋名不知所踪，成为报业史上凄惶的“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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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报人“失踪”的现象必须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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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一边理发一边读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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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芷湘，《申报》首任主笔，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然而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只知道他经一位当买办的好友介绍与《申报》创办人美查相识，被聘为主笔。他的出生地是浙江杭州，但也有不少资料误记为湖南长沙。我们不知道他的字、号及别名，甚至连他的生卒年都一无所知，这在历史留名的人物中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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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蒋芷湘的信息之所以成为历史谜团，原因就在于蒋芷湘这个名字只用于他供职《申报》期间，当他离开《申报》之后再也没有用过，也不在友朋中间提起，以至于连《申报》老报人都对这位开山主笔的情况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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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邵志择先生对《申报》馆印行的书目和时人笔记进行多方考证后才打捞出这位《申报》首任主笔的个人信息，原来蒋芷湘真名蒋其章，字子相（与芷湘谐音）。由于蒋芷湘本人对自己主笔经历的刻意隐瞒，后人对于他离开《申报》的年份的记录也出现了舛误。最常见的说法是他在1884年考中进士后离开报馆，然而1884年根本不是大比之年，何来中进士一说？蒋氏是在1877年考中进士，证据是当年的进士名录上能找到他的名字，离开《申报》只会在此之前，因为备考需要一段时间。在高中进士后所具呈的个人履历中，他只说自己“字子相，号公质，又号质庵”，隐去了自己曾用过的名字“蒋芷湘”，在《申报》担任主笔的履历同样只字不提，因为报人生涯不光彩。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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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芷湘著述不多，任职《申报》期间编选过一部《文苑菁华》，一本有关科举制艺的书，其后他又译了一本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是中国翻译的第一本西方小说，署名蠡勺居士。出版的时候他已经高中进士，后任主笔蔡尔康在介绍作者时仅仅说是“经名手”翻译，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及。蔡尔康这么做当然不是对蒋芷湘署名权的侵犯，而是出于对前任的爱护，在洋人开设的报馆中做主笔已经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更何况翻译洋人的小说？所以，隐去蒋芷湘的名字才是真正的善意之举。蒋芷湘在中榜之后担任过四年敦煌知县，此后的行踪不得而知，至于卒于何年更是无从查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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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芷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羞于出口的《申报》主笔恰恰让他青史留名，他费尽心力挣到的九品芝麻官才真是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