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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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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名列“清末四大奇案”，若详述杨案，非数万字难以说清，只能对此案的大致脉络概略言之：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浙江余杭县民葛品莲突发寒热，其妻毕秀姑买中药让其煎服，但无济于事，葛很快气绝身亡。死者母亲怀疑儿子是被人谋杀，到县衙告状，要求验尸。知县刘锡彤接案后带仵作来到葛家。仵作验尸后报告说：有中毒迹象。刘锡彤即将毕秀姑押回县衙，第一天审问并无结果。在当地，毕秀姑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染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很多人怀疑葛品莲暴死与杨有牵连。刘锡彤与杨乃武素有嫌隙，此案正是收拾杨的良机。次日再审，刘锡彤对毕秀姑动刑逼供，一连三拶（挟手指的刑具）。弱女子毕秀姑受不了如此大刑，被迫招供，诬称与杨乃武通奸，合谋下砒霜谋杀亲夫。杨乃武卷入此案，符合当地人的联想。原来葛品莲一家曾租住杨乃武家的后屋一间，不久，颇有姿色的葛毕氏与杨乃武传出绯闻，葛品莲曾暗中侦察，试图捉奸，但仅听见杨教其妻读书识字。为避嫌，葛家迁出杨家，但绯闻已经传得满城皆知。杨乃武被拘后，刘锡彤先申请上司褫夺其举人身份，然后对其重刑逼供，杨被迫诬服。为坐实罪名，刘锡彤诱迫药店老板作伪证，说杨乃武在他手里买过砒霜。杭州知府据刘锡彤呈递的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判决杨乃武论斩、葛毕氏凌迟处死。清代的死刑案件是五审复核制，在复核过程中，杨乃武屡屡翻供，都未能扭转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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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昭雪的几率向来都是极低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曾记录过杨乃武案，他在一封私人信札中写道：“慈铭每见邸钞所传各省京控之狱，有独鞫原告百余次而不传被告者；有一家十余人尽死非命，而上控之人死于辇下者；其它也盈千累百，无一平反。虽台臣亦屡言之，而积习牢不可破。”211基于当时普遍的社会现实，杨乃武也曾死心，不想因越级上访连累家人，劝他们“死了这条心”，只想在秋决之前和家人多见几次面。但他的家人意志坚定，带着他的亲笔供词到都察院鸣冤。此时杨乃武案经过报纸的接连报道，百姓议论纷纷，京师为之震动，慈禧太后亲自过问此案，下旨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审办，胡在结案报告中称：“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这一结论引发在京浙籍部分官员和绅士不满，他们联名上书都察院，几位言官还迭上奏章，予以激烈抨击。清廷乃命刑部直接插手，于1877年春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尸骨无中毒迹象，确实是因病而亡。冤案至此平反，先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均遭重罚，如浙江巡抚和复审的浙江学政均被革职，余杭县令刘锡彤则被流放充军，而且不准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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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轰动朝野的大案，历时四年，三次上控，才得以昭雪，在当时属于罕见。百余年来，对此案的评说不绝于缕，人们从各种角度探讨冤案昭雪的原因和其中的有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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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意味的是，杨乃武本人在大难不死之后专程前往上海望平街，登门叩谢《申报》馆。那么，《申报》对此案到底做了怎样的报道，于杨案的平反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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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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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首次报道杨案是在1874年1月6日。此时距杨乃武被拘捕的日子也不过才一个月又七天，距一审判决仅十二天。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早已失去了关注热度，但在报业草创、交通不便的时代，这样的速度算是比较及时的了。第一篇报道的标题为《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细情》，全文长达五六百字，这在当时是一篇比较长的报道。标题中的“禹航”谐音余杭，“某生”指的就是杨乃武。内容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所述都是官方的一面之辞和散布于市井的流言蜚语。这样富有猎奇色彩的写法显然着眼于“艳闻传奇”，以迎合市民趣味。《申报》的处理手法是商业报纸追求世俗化的一贯路数，热衷于刊登奇闻、异闻、艳闻，当时有人给报馆投寄《申报赋》加以讽刺，以“小偷流氓，鄙道贫僧，恶少摸乳，老翁献臀，某甲某乙，为隐其人”概括《申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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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申报》在第一次报道杨乃武案是有偏差的，但一份商业报纸要想吸引和维系读者，在同业竞争中获胜，必然要求主事者视确切的新闻、公正的评论为立报之本。在后续的杨案报道中，《申报》进行了自我调整。数日之后，该报接连三天对案情提出质疑，披露了县府审案过程中案犯遭刑讯逼供和复审时翻供的敏感情节。此后，《申报》对杨案追踪报道了三年又四个月，发表报道、评论近80篇，在《申报》发行覆盖的沪、杭和江南一带极具轰动效果，而连续报道本身也带动了报纸发行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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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杨案的猎奇报道开始，到对案情疑点大胆质疑，《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为世人展示了报纸这个新角色的清新形象。其中对新闻报道的均衡处理手法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刊发自家编辑撰写的评论，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自由来稿，展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申报》的读者不仅能看到很多批评、质疑官方的言论，也能看到站在官方立场进行的辩白。这种客观、独立、开放的态度，在国人的阅读视野里前所未见，也非常符合弥尔顿提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新闻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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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评论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另一方面《申报》执著地追寻事件真相。其中，极富时代意义的是《申报》不吝篇幅，分两次全文连载杨乃武在狱中所写的“二次叩阍（宫门）原呈底稿”。要知道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张贴匿名揭帖都属违法，这样直接控诉官府的上告状能一字不漏地在报纸上全文照登，闹得举国皆知，在当时确属令人振聋发聩之举。这份申诉状是《申报》派专人到余杭杨乃武家中要来的，据学者考证，杨乃武在狱中曾写过多份申诉状，但仅有《申报》刊登的“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传世。此稿由杨乃武写于1874年8月，当年9月20日呈递。10月，都察院为此上奏请旨，其奏折刊登于《邸报》。《申报》转载时，发现详细冤情已被删去。《申报》转载按语称“此叩阍呈底……都院奏稿已全行删去，并不提及，不知何故”。于是派专人去余杭县杨乃武家里，向杨的家属要了底稿，在报上全文发表，质疑删稿之举：“岂其中有所回护耶？呜呼！人命至重而草菅之，士人可杀而污辱之……”。“二次叩阍原呈底稿”全文的刊登对案件的进展影响极大，为此后数天《申报》的尖锐评论提供了事实依据。《申报》在《论余杭案》和《论听讼》等文中，对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秘密审判、任意专断、官官相护等当时的司法积弊进行了有力抨击和深度剖析，尤其是《论听讼》对比了中西诉讼制度，开拓了国人视野，引起国人对司法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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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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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申报》的介入，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与传统社会的清议全然不同，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申报》以它巨大的发行量和不分阶层的全面覆盖形成的舆论力量，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作为公权的舆论权已借助杨乃武案精彩亮相，这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公权体系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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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别于传统公权的异质权力的初次介入，让办案官员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监督，暗箱操作成为不可能，复审每一个环节都不得不完全公开，甚至被告人历次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全部原始材料，审理者也不得不以《招册》的形式公布。以至杨案中像口供和证词作为定案的证据材料却没有经过当事人画供（捺指印）确认这样的细节问题，也终于暴露无遗。而且，审判者对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也不得不一一用文字做出具体说明。直到现在，我国在案件审理中还没有公开说明裁判理由的环节和制度，判决文书不能说理的现象还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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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不能夸大说由于《申报》的连续报道引发舆情关注而成为扭转杨乃武冤案的关键性力量，但至少，初次显示威力的舆论权也是一种不能被忽略的力量。查当时记录，官方的《光绪朝东华录》和《清史稿》不见《申报》报道的踪影并不奇怪，但在私人记录诸如《翁同龢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刘体仁的《异辞录》中也都一概不见，就连记录详尽、考辨严密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都无只字提及《申报》对扭转杨乃武冤案的作用。这种集体忽略不可能是偶然的，而是晚清社会对新闻媒体这个新生事物认识不足，不适应这种“异端”力量的出现，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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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乃武案的私人记叙中，只有徐珂的《清稗类钞》在“杨乃武被诬杀人案”一条中提及《申报》：“时上海已有《申报》，载之甚详。既定案，报端复缀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212查徐珂生平，他先后担任过《外交报》和《东方杂志》的编辑，是一位早期报人，在笔记中提及《申报》就不能被视作偶然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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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传奇色彩的是，杨乃武出狱之后，接受《申报》馆主美查的邀请，出任报纸主笔。不久，杨乃武闹出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例名誉权纠纷，得罪了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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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种媒体语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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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是第一位出使英法的公使，被誉为“中国面向西方的第一人”。一百多年前出使西洋不像今天这般风光，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士林非议。在多数士大夫眼里，他是汉奸败类、名教罪人。李慈铭在日记中说：“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颦笑，徒重辱国而已。”213同为湖南老乡的大文人王闿运在他著名的《湘绮楼日记》里记录了一副极为工巧的骂郭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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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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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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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痛诋郭嵩焘的士大夫们，他们的每一句刻薄话都成了后人讥笑其愚陋的呈堂证供，只可惜郭嵩焘看不到了。郭氏晚年有诗：“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对自己身后清誉，他是相当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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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郭嵩焘日记》，发现他与晚清中国老牌报纸《申报》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名誉权纠纷，差点打起了跨国官司。而细究之下，却又发现这不过是东西方媒介语境差异下的一个新闻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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