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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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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责任。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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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中国新闻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追求真相是人类的本性，报纸不说真话，不报道真相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最终死的是自己，而新闻还活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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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转交中国皇帝给美国总统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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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在于李鸿章为什么对俄国官员说要隐瞒真相，而对美国记者说新闻要讲真话，这两种说法如此矛盾，哪个才是真实的李鸿章？我想了很长时间才算想通了，我想试着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言一行都服从于真实的格局和利益，他的内心当然有自己真实的理念，但如果现实不允许的话，他绝不会践行，甚至连说都不会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写文章做清流可以，真的玩政治只会造成灾难。这么说不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刻薄，我很敬重他们，但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次那些想把人们送进天堂的理想，直接把人们送进了地狱。现实主义者如果只以自己的得失为进退依据，自然有害，但理想主义者理念先行罔顾现实，危害可能更大。最好的状态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有现实分寸感，现实主义者有前瞻眼光，思想家指导政治家，慢慢来，积小变为大变。有了这么一番交代就可以来说说李鸿章对新闻的矛盾说法了。当他在俄国时，现实感压倒一切，他有谈判任务，在心理上必须压倒对手，所以他才对灾难事故的处理方式要指手画脚一番，显示一下一个老吏的风采，而他对沙俄的政治生态判断是准确的，所以话一出口对方就心有戚戚，既展示了自己的能耐，又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热心人而生好感，这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不是很有好处吗？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说什么新闻要说真话那才是迂腐可笑呢。而李鸿章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他是纯粹来观光的，来展示大国风范的，这个时候没有现实利益的纠葛，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说几句真话。他清楚西方的新闻观是什么，他完全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思想深度，来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不落后于世界，毫无疑问，这会给中国形象加分，也能给自己加分。这个时候，他自然要说几句正确的话，让美国人想：嗯哼！这个人很有思想。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炫耀，和他在沙皇俄国的另一种炫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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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李鸿章有两张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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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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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报屠”蔡乃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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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场有“三屠”：张之洞花钱如水，人称“屠财”；岑春煊性好劾人，被称为“屠官”；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三屠”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报屠”，名蔡乃煌。之所以不能并称“四屠”，是因为他官阶不够高，名气不够大，不够格与三位政坛大佬比肩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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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广东番禺人，字伯浩，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蔡乃煌在政坛上发迹始于1907年的“政治PS事件”。当时，预备立宪进入权力重新洗牌阶段，各方政治力量展开有你无我的殊死角斗，是为“丁未政潮”。庆亲王、袁世凯能在政潮中完胜，蔡乃煌亦有贡献，他通过合成康有为和岑春煊的合影照片，让岑春煊彻底失宠。据刘厚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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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伪造康有为与岑春煊合拍的照片，依我所知是在上海所办的。承办此事的人就是蔡乃煌。主使的人无疑是端方。此事在上海并不秘密，知者很多。所以泄漏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照相，而委托照相馆代办，此照相馆之主人为广东人，颇与商界往来，亦为我所素识，所以我知道得最早。春煊罢官之后，曾一度为上海寓公，亦深知此事之原委。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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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道台蔡乃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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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你得原谅慈禧的轻信，摄影暗房技术已超出她的想象。小人物就是这样改变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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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跑腿有功的蔡乃煌出任上海道台。此时的上海虽属江苏省的一个道，但因为是口岸开放城市，已经发展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报业的大本营。能获此肥缺，也与蔡乃煌已经开始在上海收购蔡钧的《南方报》器材设备，投资创办《舆论日报》有关。他到上海一个秘而不宣的任务就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控制上海报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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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廷来说，租界的报纸一直难以对付，开明一点的官员逐渐摸索到以资本的方式控制报纸的新思维。蔡乃煌的恩主端方就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朋友胡改庵自日本回国，在南京谒见他，二人畅谈政治改革，十分投机，约定由端方提供资金，让胡到上海创办报纸，鼓吹新政改革。某编辑不知底细，写文痛骂端方政事之弊。端方读到报纸大发雷霆，立即电召胡至南京，严词诘责。胡以疏忽请罪。端方说：“此事君漫不经心，诚难辞咎，姑念前功，从宽免究。报纸自即日起停止出版，容为君另筹位置。”234胡返回上海，关了报馆。这家报馆被封得波澜不惊，是端方等能幕后操纵的结果，如果是一家民营报纸，怎么着也要喊叫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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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控制上海报坛的手法和他的恩主端方没什么两样，都是投资入股，做幕后老板。随着他的上任，一股“屠报”之风刮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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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早投资的《舆论日报》就是以狄葆丰的名义出面开办的，狄葆丰是《时报》馆主人狄葆贤（楚青、平子）的弟弟。当时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份报纸的官方背景，所以请到了名重一时的杨千里、童弼臣等担任主笔，连著名的革命报人于右任也一度应聘入馆。报纸以商办的面目出现，干的却是官报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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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蔡乃煌再次出手，接洽收购了日本人井手三郎所经营的《沪报》，并入《舆论日报》。《沪报》的前身是日本东亚同文会所主办的《同文沪报》，一直由日本外务省津贴出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日本方面决定不再津贴在上海所办的报纸，转给井手三郎个人继续经营，并改名《沪报》。这份报纸一直经营不善，到这年冬天已难以为继，蔡乃煌乘机收购。1909年4月，蔡乃煌兼并了另一家商办报纸《时事报》，也并入《舆论日报》，更名《舆论时事报》，并把《舆论时事报》馆迁入上海“报馆一条街”的望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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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接连收购了三家小报，但离左右舆论的距离还远。当时上海滩有影响力的大报也就《申报》、《新闻报》和《中外日报》几家而已。如果能把资本的手伸进其中一家，舆论影响力都会空前加强。蔡乃煌最终在汪康年兄弟主持的《中外日报》上找到了机会。原来《中外日报》馆在1905年扩资时，曾引进过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股份，因为担心张元济会对报馆业务进行干预，汪氏兄弟又私下向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和上海道瑞澂借款若干，赎回了张元济的股份。蔡乃煌到任以后，把借钱说成入股，声称瑞澂借款就是他的股份，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成了该报股东。汪氏兄弟左躲右闪，梦想独立办报，到头来还是没能摆脱官方资本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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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间，《中外日报》刊出通讯《金陵十日记》，揭露南京军政之腐败，端方立即致电蔡乃煌调查。蔡乃煌名正言顺地以股东暨行政长官的身份，手具一稿嘱曾广铨转致汪康年，要求：一、承认前所登稿件实属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议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者，须先将稿交他阅看。一生致力于办报的汪康年当然不能同意蔡乃煌的无理要求，坚决拒绝。蔡乃煌嘱曾广铨转言，将即饬租界会审公廨把报馆查封；不然，汪将报馆完全让出，由蔡乃煌派人经营。汪康年兄弟被逼无奈，于1908年8月10日登报声明与《中外日报》脱离关系。从此《中外日报》也落入蔡乃煌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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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牌报纸《申报》，蔡乃煌一直没有死心。《申报》本是英国商人美查所办，经过17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08年美查去世，第二年，《申报》以7万5千元卖给了报馆原买办席裕福。但此事在当时并没有公开，仍由《申报》馆翻译毕礼纳出面担任洋总理。宁波大商人席裕福的野心很大，接手《申报》馆的同时，又扩大经营，成立集报纸、出版、书店为一体的集成图书公司。规模大了，资金周转不免紧张，消息灵通的蔡乃煌悄悄地与席裕福接洽，提出由南北洋联手共同津贴《申报》馆，将《申报》馆改由南北洋合办。商人本色的席裕福与理想主义报人汪康年不同，他对资本干预报纸舆论的独立性缺乏认识。不过，蔡氏通过资本注入来干预《申报》舆论的初衷似乎也没有实现。据《申报馆内通讯》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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