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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办报究属外行。报馆业务仍由席子佩（裕福）负责一切，蔡氏只另派一人为报馆襄理，以鉴理会计。他是蔡氏的亲戚，性颇诚笃。虽名为监督仍然是当差使性质，仅领月俸数十元，一切皆不问。未几，蔡氏以徒具虚名，不能替自己起作用，而在席子佩方面，自从蔡乃煌的官股加入后，对外声誉则颇受影响，于是双方经过商议，由席子佩出资收回蔡乃煌的官股，彼此宣告解约。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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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控制上海舆论的目标无疑是宏大的，他的目标不局限于中文报纸。从1909年起，由英国商人欧希接办的英文《上海泰晤士报》，也接受了蔡乃煌的津贴。短短两年时间，蔡乃煌控制的不仅有中文报，而且有外文报。中文报先后有6家掉入蔡乃煌的夹袋当中。当时上海没有发现与蔡乃煌有经济牵连的报纸仅有三家：狄葆贤的《时报》、汪康年弟弟汪彭年的《神州日报》和美国人福开森所有的《新闻报》。但《新闻报》的政治动向却让人产生联想，该报于1909至1911年期间换了买办，汪汉溪“借调”到江苏省治下的宜兴县去当了一任知县，主笔金世和则被安排到湖北省夏口厅去当了同知。报馆中的两大台柱突然从政，幕后有什么交易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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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以时日，蔡乃煌的黑手会以政治、经济的多种方式伸进更多的报馆，以他的才干、手腕完全有成为媒体大亨的潜质。当越来越多的媒体老板被整合成一个人时，舆论垄断也就形成了，报纸上的言论就会渐渐变成一个声音，一种态度，舆论的多元化也就死了。蔡乃煌没有组建媒体帝国的宏愿，但他作为朝廷官员却在朝这个目标往前走，通过控制报纸，让舆论只发出符合朝廷意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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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蔡乃煌终究只是一枚政治棋子，他的命运与他的恩主端方紧密相连。1908年11月，在慈禧、光绪两宫葬礼上，一贯喜欢搞点新意思的端方指使照相师沿途照相，结果以“大不敬”的罪名遭弹劾罢官，上海道蔡乃煌也被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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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收买上海报馆的内幕在第二年才被江苏省咨议局揭露，耗费公帑着实惊人，仅1909年2月就给《申报》馆湘平银18900余两，历年来给其他报馆的数目之大可以想象。这年11月16日，江苏咨议局议决通过“革除官营商报案”，称“近年上海报馆，往往为本省行政官员所开，初以为官自解其私囊，虽官冒商名，淆乱清议，情理大有不合。然人民无担负义务之关系，业已隐忍相安。今既知官营商报，仍用本省官款，明见报销”，因此“议定为不可行事件，呈请更正施行”。236蔡乃煌的“屠报”大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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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大清特色的官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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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时，翁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他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李提摩太提出了七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237李提摩太关于开设官报的建议其实并不新鲜，郑观应、王韬等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朝廷见不及此，当作耳旁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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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6年，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将康有为等人设立的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除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外，又刊行《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正式拉开清末官报15年历程的序幕。然而官书局在前6年的时间，只办出5种报刊，当然，这样微不足道的成绩发生在“百日维新”被绞杀期间，也不算太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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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慈禧下旨宣布新政，野百合总算迎来春天。到1911年清廷灭亡时，中国平均每年有10.6种报刊问世，官报纸迎来了它的繁荣时代。清廷所办的官报前后有110余种，在当时总数不足一千种报刊中，是一个分量不小的类别，发行数字也相当惊人。但这些数字上的统计并不代表它们在新闻史上有多么重要，在官报存续的十多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著名报人；虽然发行量不小，但民间却当它们不存在，如果硬要摊派，宁愿交钱也不愿意要报纸。这真是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它确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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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体系庞大的官报系统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这可能是晚清官报留给后人最有意义的遗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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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报15年的历程中，《北洋官报》的出版是当之无愧的标杆和里程碑。袁世凯治下的直隶，是践行新政的模范区，袁本人视创办官报为新政要务之一。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为各地迅速推广官报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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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官报》一出世就显示它与民间报馆迥然不同，报馆人事架构就是官僚体系的翻版。办报机构称官报局，主管人员称总办、会办和提调，这些称谓都来自洋务运动时期机器制造局、招商局之类的官办企业。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总纂、分纂，这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官报局借用了。官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是有职衔品级的，不是无路可走的“落魄文人”，《北洋官报》的总办为从四品的观察衔，总办以下人员品级依序递减，其后各省出版的官报在人员结构上一体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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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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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必备的采访部门和专职记者，官报则没有。官报所聘访事（记者）人数不少，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这些人送来的稿件文牍味十足，几乎都是各项新政的工作总结，成绩为主，问题为辅。官报的编辑大人也不屑于把这些官样文章改为消息样式，因为他们的新闻理念很特别：“民报以新闻为主，文牍为辅；官报则以文牍为主，新闻为辅”238，他们认为不能将官报混同于民报，官报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宣称“本报只登载官文书，不述新闻，不撰论说，亦不转载别报论说、刊发诗词，及无关政事之文件，以符官报名义”239。一份报纸，没评论，没新闻，也没副刊，堪称“三无”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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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三无”报纸是官报中的极品，为数极少。在报业大发展的清末新政时期，民营报刊已形成新闻、论说、副刊、广告四大板块为主的内容结构，这是读者选择、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他们不受冲击也难以想象，他们是被时代拖着走的。官报上也有新闻，但除了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能够直接接收外电或选择外报，多数官报只转录一点民营报纸上的消息，全是二手货，甚至三手货。层次较低的官报简直无新闻可言，以至于连抓获一个小扒手也赫然列入“本省近闻”里。要想在官报上了解政治局势、舆情动向是不可能的，官报严格的审稿标准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漏掉一个”，从文字雅驯到内容取舍，都是官长审查的对象。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不仅制定了《湖北官报》的体例，对文字也极在意，“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厌”240。对报纸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对内容的干预，《申报》曾报道过上谕令《政治官报》停发奏折的事情，对此《申报》批评说：“吾国政府瞻徇情面，顾忌太多，所有折奏，大半皆例行公事。如前日详参内务府一折中有某项浮冒若干等语，指斥内务府吞蚀积弊甚详，上月廿四日已由内阁交《政治官报》刊登，排印已就，忽传谕收回此折。《政治官报》只得临时拆版登他稿。”241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如此，地方各级官报更是上行下效，充斥于官报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大清的子民，最大的理想恐怕就是生活在官报所描绘的世界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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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办报纸的刺激下，官报也刊登论说，但都是一副羞羞答答的小媳妇模样，不敢有锋芒，不敢直面真问题。《南洋官报》1905年8月10日的一篇论说，提到社会腐败以“京都为甚”时，提出的改进方法却是禁止在道路上大小便、查禁街头春药小广告、路旁种树等等。即使批评官场，那也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上级的面孔吓唬吓唬办事不力的下级官员。当时民间报人已经认识到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功能，认为“报纸者，人民之喉舌也，官吏之监史也”，但这样理念即使为全世界报人所尊崇，也不代表这就应该是大清官报人对报纸的看法，他们认为官报是“代官立言，而谕斯民”，“官所已言者，固为述而刊之，官所未言者，又必为详而揭之，如此乃可尽官报之天职”242。这些官报人的唯一贡献，就是丰富了办报思想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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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为官代言，完全不顾新闻规律、读者市场，能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享受垄断的政治资源。官报以公帑开办，以“派销”为主，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层层分摊，强制销售。像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就分配到省，“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省级官报则分摊到县，根据县的大小从几十份到一百份不等。为了销售报刊，甚至干脆以地亩作为核算报刊摊派数量的依据，每亩钱一二百文到三四百文不等，形同加赋；派销数额的多寡，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不怕下面的官员没有积极性。超过派定数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这样强力的行政干预，使得官报的发行数量遥遥领先于民报，如《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晋报》期1.13万份243，要知道当时在报业中心上海，印数过万的报纸在也只有三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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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印刷数字并不代表官报的社会影响有多大，读者的钞票其实就是选票。虽然办报者“总期实销在民”，即理念上是要面向普通绅民，但是实际上却只能在官员这个圈子内活动，民间除向学堂、阅报讲报所强制派销一些外，自愿购买者很少。在官报一片虚假繁荣的1908年，《南洋官报》曾志满意得地宣称：“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以吾官报为之代表！”可是《申报》却揭露《南洋官报》订户中竟有“愿照交报资而不需报馆给报者”，可谓反讽至极。《湖南官报》则是“历有年所，惟于社会毫无影响”，为此，端方只得手订章程，加以改良，改为旬报。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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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被读者唾弃，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新政运动只是一场片面的改革，办报是与改良派及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的手段，官报在经历了1908年的轰轰烈烈之后，几乎都是赔本赚吆喝，因亏空而难以为继。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各地纷纷光复，官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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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喉舌的官报，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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