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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孙逸仙的一封感谢信出现在伦敦的各大报纸上，他在信中感谢英国政府和报界，说：“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264英语行文地道而熟练，历史学家黄宇和认为感谢信超出了他以往英文书信的水准，他推断：“因为此时他跟康德黎医生住在一起，或许写信的，甚至想出写信这个念头的，就是康德黎医生本人。”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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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孙逸仙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记者对孙逸仙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美。这些赞美包括孙逸仙“文弱的相貌”、“异常明亮的双眼”，他的“优雅的西装”和“黑色软尼帽子”，他说得很慢的英语也被认为“非常漂亮”。至少有四家报纸刊出了孙逸仙穿着英国服装的肖像，诗人为他写的诗歌也刊登在报纸上。如此高密度的赞美在英国报业史上估计也极为罕见。这些慷慨的赞美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民众从中看到自己的文明在遥远的东方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投射显然都集中在孙逸仙的身上，使他成为最大的赢家。孙逸仙所反对的清政府则是灰头土脸，《泰晤士报》指责清公使的行为是“荒谬可笑”的，要求清廷召回公使（我们合肥人龚照瑗公使确实很快就被召回了，而且很快就病死了），或者至少公开道歉和赔偿。这些报纸自动发起的对清政府的攻击超出了孙逸仙的想象，也比他本人此后发起的攻击效果要好得多。“十二天的囚禁，使孙中山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266他所收获的巨大名声与他所掌握的反对力量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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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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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媒体关注还没有降温，1897年1月21日，一本全面讲述绑架案始末的《伦敦蒙难记》出版发行了。过去，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这本英文著作的作者就是孙逸仙，但学者黄宇和通过查阅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考证出这本英文著作实际上是由康德黎代笔的，孙不过是这本书的挂名作者267。这本书趁还没有新的新闻热点取代绑架案之机迅速推出，既可以畅销，也有助于进一步炒高孙逸仙的名声。这本书的出版再次成为媒体热点，各大报纸纷纷发表书评，对孙逸仙给予英雄般的赞美，而对清政府则极力讽刺挖苦。经过媒体的歪打正着和康德黎的精心策划，孙逸仙一扫广州密谋后的阴霾，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英雄，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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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总是用新的报道修正以前的态度，其中香港《德臣西报》的转变最富有戏剧性。一年前它还说孙逸仙不是领导者的料，现在则对孙逸仙有了新的看法，称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德臣西报》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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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未必不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因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个非凡的人，对于中国千百万人民毋庸置疑的悲惨处境，有着极为开明的看法。……孙博士是唯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人，单凭这种勇气就能使一个国家复兴。……他身材适中，瘦而结实，言谈深刻，态度诚恳，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在他沉着的外表下，藏着一个迟早必然会在中国起巨大影响的人格，如果命运作美的话。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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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伦敦绑架案，孙逸仙不可能成为媒体宠儿，他的个人形象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咸鱼翻身，从一个窝囊的失败者翻转为一个超级英雄。这起始于惊吓、终于惊喜的事件对他此后革命生涯的重要性无论给予多高的估量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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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说孙逸仙的两位恩人。因为拯救自己的弟子，康德黎成为英国政府与清廷外交中的敏感人物，他因此失去了本该得到的爵士头衔。那个为孙送信的黑人仆役柯尔则被清使馆解雇，1928年7月，孙逸仙长子孙科来到伦敦，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父亲的救命恩人柯尔，此后，国民政府每年都给柯尔发放养老金，直至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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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不谈革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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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秋，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报业，孙中山在会见他时做了重要指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为革命做宣传工作。”于右任返沪不久，在上海望平街创办了他生平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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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纸首次采用公元和干支纪年，不用清帝年号，反清意图一望即知。可惜报纸创办才80多天，一场大火就把报馆化为灰烬，编辑杨笃生为了抢救重要文件，差点被烧死，最后时刻顺着电线杆才爬出火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神州日报》上用的笔名就是“椎印寒灰”或“寒灰”，真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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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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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报》毁于大火之后，于右任重整人马，办起《民呼日报》，依旧是揭露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痛斥清廷出卖路权、矿权是以“以傀儡自待”。不管什么时候，让政府难看的媒体都受民众欢迎，尤其是民意基础大量流失的政府，批评它简直就是畅销的保证。很快，《民呼日报》“销行已逾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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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呼日报》的畅销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有点坐不住了，他对报纸遮遮掩掩的革命意图心知肚明。可是报馆开在租界里，大清的律例不算数，要把那些作乱的主笔抓起来，得依洋大人的法律，可那些让他们刺耳的言论，在洋大人的国家里根本不算啥。“苏报案”让朝廷认识到，要法办革命党人，必须与西方的司法接轨，打压政治犯不能谈政治，得另外想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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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的机会很快来了，当时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受到《民呼日报》炮轰，他一怒之下致电蔡乃煌，以《民呼日报》为甘肃筹集的赈灾款未全部解清为由，“访闻该公所在沪募收赈款数已三万余金，人言啧啧，多谓其敛钱肥己，意图渔利，实于甘省赈务大有关碍。用特电请我公迅赐札行英界廨员，饬令查明该公所沪款若干，勒令解清”269。原来当时甘肃发生百年难遇的旱灾，饥馑遍地，《民呼日报》与甘肃筹赈公所合作，在报社内设立了募捐点，接受上海各界捐款。当时外间传言善款有三万多两，解到甘肃的只有两千两，毛庆蕃进行合理怀疑，举报《民呼日报》侵吞善款，要求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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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一看电报就有了主意，不谈革命谈经济，立即与租界当局接洽。既然是经济大案，会审公廨很配合，出签拘捕于右任，并不让保释，待查清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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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账的结果发现革命者和其为民请命的形象有差距，报馆确实存在募捐账目不清、管理混乱的现象。有的善款直接存在报社而没有入募捐专用账号，这很容易让人们怀疑是报社侵吞了善款。但钱没有进入私人腰包，还可以辩白一番。报馆说因为筹赈公所的人下班太晚，银行已经关门，只好先暂存报社。还有一些账目嫌疑更大一些，因一时查不明白难以说清。这些“失踪”的款项，都容易让人联想，革命党一直缺钱，挪用侵吞都是有可能的。虽说最后查清并无侵吞之事，但人一直关在里面，不予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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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赈案”审理期间，《民呼日报》照常出版，于右任在监房里面传话说“宁死不停报馆”，要斗争到底。清廷官员明白，单纯一个侵吞善款的指控还整垮不了《民呼日报》，还得再来几个指控推波助澜，让于右任脱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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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口，湖北提督张彪上场，他不谈革命谈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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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武昌起义时，清廷中镇压新军最用力的就是张彪。他是山西人，生得高大威猛，膂力惊人。台湾老报人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里说，张之洞在山西做巡抚的时候，一次遇险，是张彪奋力救驾的。张彪从此得主子青眼，一路发迹，从小小的戈什哈（即侍卫）做到湖北提督，成为地方上的军政要人。他和张之洞的关系非同寻常，甚至有野史说张彪是张之洞的娈童，这纯属造谣，估计是想抹黑二张的。但张之洞确实将他的一个贴身丫环配给了张彪，那时候，凡是娶了主公贴身丫环的，都被人背后唤作“丫姑爷”。这三个字非常不中听，因为贴身丫环和主公之间往往有暗度陈仓的暧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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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呼日报》显然不会避张彪的讳，在报道湖北政界新闻时，直书“丫姑爷”三字，这让张彪伤不起，张一面奏称《民呼日报》为革命机关报，一面派他的心腹湖北标统陈德龙代表他到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控告该报侮辱长官，应立即逮捕主笔，以后不准继续发行，并威胁说：“以后谁敢当主笔，就把谁的眼睛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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