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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彪一道上场的还有原皖省铁路协理候补道朱云锦、已故前上海道台蔡钧之子蔡国帧，他们相继向会审公廨控告《民呼日报》“毁谤”，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右任一时半会想脱身也不可能。报馆同人明白，这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看到于右任在狱中备受苦楚，报馆同人经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在于被捕十多天后停止出版《民呼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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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呼日报》自动关门，蔡乃煌等人的目的达到了，会审公廨的判决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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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外借公论，内便私图，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听途说，捉影捕风，实非安分之徒，足扰公安之治。本应从重惩办，姑念赈款清缴，尚未侵吞；言论萌芽，未宜摧折。查上海各报时有凭空毁诋是非之事，向来未经公堂惩办。民呼馆不安本分，叠被控发，公堂念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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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吁日报》漫画“笔尖儿横扫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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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不算复杂的案子中可以看出，清廷对付革命派报纸的手段确实升级了，他们懂得了用司法的武器来对付批判，这是一种进步。对革命报纸来说，他们也确实存在财务问题，尽管在庭辩时解释主客观原因，但对基本事实没有否认，也就是说革命党并非无缝的鸡蛋，清廷打压革命报刊还是找到了一点正当理由，尽管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再说那采用洋人法律的会审公廨，基本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司法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后来的革命史叙事爱说清政府勾结洋人镇压革命报刊，在他们看来似乎一遇到革命党，清廷就能利用和指挥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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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出狱后，依旧是重操旧业办报纸，自己不好出面，就让安徽人范鸿仙担任社长，其实人都是《民呼日报》的人，连机器都是。脑筋灵活的谈善吾建议新报纸取名《民吁日报》，这个报名是讽刺张彪的，因为他威胁说以后谁再当主笔就把谁的眼睛挖掉。现在报馆自己挖掉“呼”字的两点，意思是眼睛不劳人动手，自己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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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吁日报》创办未久，震惊世界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案发生，上海多数报纸只做事实报道，不表明态度，害怕引起“国际交涉”。《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就用大字标题作整版报道，态度鲜明地发表评论，谓：“伊藤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力挺安重根的义举，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浑蛋”，并指出：“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该报还乘势掀起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热潮，针对清廷的无能发出质问：“试思今日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同时大声疾呼：“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轹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号召人们奋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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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意外，这样有态度的言论引起了外交干涉，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立刻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民吁日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271蔡乃煌本来就觉得《民吁日报》几乎就是《民呼日报》的翻版，想找茬对付，只是一时难以动手，日本领事的照会正是不谈革命谈外交的契机，立即出面敦促法国驻沪领事馆取消该报注册，同时要求会审公廨“将该报馆封禁具报”。租界当局以“挑动中日衅隙”的罪名查封了《民吁日报》。于右任本人则被清廷四处追捕，最后躲在一个小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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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公廨最后判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272。连印刷机都没有放过，这给于右任再次办报增添不少困难。不过奔波大半年，《民立报》又开张了，于右任自己解释三家以“民”字打头的报纸时说：“先是什么都不怕，大声疾呼地宣传革命。不允许大声疾呼就只好叹息。叹息也不准许就迫得非挺立起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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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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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创办刚满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作为政党报纸，《民立报》两年后倒于党争，为袁世凯所封杀，成为“癸丑报灾”的牺牲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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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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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策划出来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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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运动肇始于铁路国有政策，首倡者盛宣怀。他因此事身败名裂，差点掉了脑袋。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历史教科书称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但是，真相往往不堪细究，历史学家还是在故纸堆里爬梳出不大好意思说出口的幕后故事：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腐败丛生，挪用公款办铜币局，甚至搞风险投资玩股票，结果白白损失白银500万两，而四年下来总共募款才1100多万两。尽管这个亏空黑洞迟早会制造事端，但铁路政策不变，不去查账，这个脓包还可以暂时不破，铁路公司高层还可以继续从中渔利。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无疑提前戳破了这个脓包。保路运动之所以像滚雪球似的越闹越大，最终不可收拾，与清廷对四川路款的不公平补偿、借洋债都有莫大关系。不公平补偿得罪了川人，借洋债则被指斥为“卖国”。平心而论，铁路国有政策基本正确，但是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根本不去追究真相，清算责任，结果将清廷推向了崩溃，自己也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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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群体运动，要想让事态勃发，持续煽动起激情，必须要出现两样东西：一个是火，一个是血。这两样东西经过报纸渲染，广为传播，能迅速激发起民众的血性，让对抗情绪骤然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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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时，下设总务、文牍、讲演和交涉四部，其中文牍部长由《蜀报》主笔邓孝可担任。文牍部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一场极为成功的宣传战，创办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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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看，文牍部深谙群众心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在创刊第二天，就登出一条新闻《朱布衣之爱国热》，说的是同志会成立当天，《蜀报》编辑朱山登台演讲，一巴掌拍碎茶碗，手指被瓷片划破。《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颇为煽情地描述：“四座为之色然，此即破约保路最初之血史乎！”273隔几天又登出一条《爱国烈士之椎血书》，此血书是一位叫幸自雄的誓死保路者在送赴京请愿代表刘声元的大会上椎指写成，其内容曰：“赴京诸君鉴：别无赠，惟破指壮其志。自雄书。”274这两个事件虽然也很动人，但毕竟属于“微流血”事件，激起些许涟漪还可以，不足以掀起狂澜。一些志士虽然也在报上宣称以死争路，但真正动手自戕的还没有，嘴上壮烈毕竟要容易些。这时候，太需要一条人命来推波助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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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死了一个运乖命蹇的秀才。秀才名叫郭树清，四川资阳人，家境贫寒。经过苦读，考中了秀才，平生念念不忘就是功名二字。四川实施新政时，成都办了一个法官养成所，也就是一个培训班，学员来自由全省142个州县，各州县各保送8名，共1000多人，于1911年4月底开课。郭树清被资阳县推荐为学员，前来应考。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学子来说，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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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管提法司的是周善培。周是一个颇有维新思想的人物，在戊戌年间，与梁启超、刘光第等维新人物接触颇多，曾经奉命带领学生赴日本留学，考察过日本的学校、警察制度等。在锡良主政四川的时候，他是锡良幕中的股肱人物，在四川新政中，办了不少工商企业，政绩卓著，可谓晚清新政名臣。1911年，他由劝业道改任提法司。刚刚走马上任，就在一堆卷宗中看到一份积压已久的咨文，说各州县保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周善培看完呈文后，深表赞同，于是出题考试，不料一字不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只写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这些白卷英雄、滥竽充数之辈，周善培一个也不留，悉数淘汰，结果合格的学员只有两三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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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倒霉秀才郭树清，也属于淘汰之列。淘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生病了，不能赴考，无脸回家见妻儿老小，就一病不起了；又有说郭树清在周善培点名接见时，从门旁缺口爬进去，结果被周善培尖酸刻薄地奚落了一顿，便患上被迫害狂，因此致病，不管白天黑夜，老是找同乡重复他的执见：卖国的奸臣盛宣怀与卖川的奸臣周善培勾结起来，就只为了害他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郭树清最后是投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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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的遗体被从井里打捞起来后，有人迅速把他的死与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说他投井自杀是因为保路运动的刺激，他是以死抗争，是一个舍生殉路的烈士。这一策划被保路同志会采纳了——终于有人为保路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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