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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在使馆楼上的孙逸仙与外界并非完全隔绝，仆役柯尔剪下《环球报》上有关孙的报道，藏在煤篓中送进孙的囚室。《环球报》上的这几篇报道对孙逸仙被使馆绑架报道详尽，标题也十分吸引眼球，如《革命家之被诱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孙中山事后回忆道：“予急读一过，知英国报界既出干涉，则予之生命当可无害。当时予欣感之情，真不啻临刑者之忽逢大赦也！”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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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舆论经过一天的发酵不出意料地爆发了，翻开伦敦报纸尽是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正如中央新闻社所警告的那样，清使馆被市民和记者包围了起来。一名记者用手杖敲打使馆大门，有围观者大喊不能容忍这种暴行发生在体面的伦敦市中心，还有人扔出死猫袭击走出使馆的大厨。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使馆，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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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持续进行。记者们报道的内容在向纵深发掘，与事件相关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敬业的记者甚至采访了清使馆预订船舶的轮船公司和引渡法的法律权威。总而言之，每一个与绑架案有关联的人物都成为记者的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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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产生力量。这股力量加速了孙逸仙恢复自由的进程。黄昏的时候，这场惊险大剧进入光明的尾声。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围观市民拥挤在使馆正门，他们以为会目睹孙逸仙从这道大门走向波兰德大街，后来他们才发现自己错过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只有停留在使馆后院的少数记者，幸运地看到新闻主角走下楼梯，走出使馆。一位记者报道说：“昨天黄昏，大约5点钟，一位矮个子，看上去还年轻的中国人走出了清使馆管辖的那一小块中国领土。他似乎脸色苍白，身体健康很差，但从他明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满心的喜悦。”258这位记者观察的相当仔细，短短的12天，面临死亡威胁的孙逸仙体重减轻了10公斤，因为担心投毒，他只敢吃面包、鸡蛋和牛奶，作为一名医生，相对容易发觉这些食品会不会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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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的出现让围观者兴奋莫名，他们像迎接一位大英雄一样潮涌而来，约有一千多人好奇地注视着这位传奇的中国人。在蜂拥上来的记者能够接近孙之前，侦探长将他拥入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四轮马车疾驰而去。一些记者追着马车迫不及待地要采访他，一个身手敏捷的家伙干脆跳上马车，坐到了车夫旁边。到了税氏酒馆，马车停下，孙逸仙立刻被赶到的记者团团围住，记者们的速度之快让他颇为惊讶。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孙拥进了酒馆后屋，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用黑色幽默的笔调写道：“其为势之强，较诸唐某等曳予入使馆时尤甚；而各访员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较诸中国使馆之渴欲得予之头颅为尤剧也。”259就在那里，孙逸仙首次开口说话，谈了他的生活以及被清使馆绑架的细节。导致这个临时记者招待会戛然而止的是一名记者的提问：“使馆声称你从事革命活动，能否谈谈这一问题？”孙逸仙回答：“啊！说来话长，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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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刚刚逃出牢笼的革命者为什么突然谨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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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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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不想在记者面前大谈革命家史，不符合我们对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想象，原因不妨推断一下。孙长期待在国外，熟知媒体功能，如果媒体报道对他有利他一定乐意配合，谈绑架案可以事无巨细，因为他是受害者，可以趁机揭露清政府黑暗残暴，舆论对他的同情能让他得分。但是，和英国记者谈他的革命经历就必须要评估一下其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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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革命，必然要谈一年前的广州起义。1896年之前，孙逸仙的革命履历上只有这一个大事件。但广州起义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动手（武器没到），美国历史学家史扶邻说广州起义只能说是一次惨败的密谋。经过媒体渲染，孙在这起事件中给人以一个窝囊的失败者形象，他确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这种窝囊事还是不说为妙。如果对记者大谈一年前的革命，后果难以预测。以英国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敬业精神，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失误一定会被挖出来，孙必然会遭遇敏锐的追问和质疑。毫无疑问，谈革命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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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孙要谈革命必须要考虑英国民众和政府对革命的看法。在警署，侦探长称孙为“顽童”，把他当作一无知少年，“谓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261。孙逸仙的恩师康德黎同样不赞成他继续暴力革命，希望他安分一点。这二人对孙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了英国民众对暴力革命者的态度不是毫无保留的同情，这些受自由主义传统熏陶的民众更喜欢改良者。此时宣传革命不会获得英国民众的共鸣。英国政府对革命的态度很明朗，港英当局明令孙逸仙五年内不得踏入香港的土地。救他并不代表就支持他。英国政府要想在中国保住既得利益，就不能与清政府决裂，他们认为清政府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国内稳定，“保持中国这头大奶牛的安定，好让外国人挤奶”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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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孙逸仙最优的选择不在宣扬革命，而在于继续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并趁这个良机抹黑清政府，在全世界暴露它的野蛮残暴。但此时的孙逸仙还没有这个意识，恰恰是他的老师敏锐地抓住这个良机，促成他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媒体不遗余力地竞争报道给了孙逸仙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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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伦敦绑架案的报道历程，我们发现，《环球报》的第一篇报道当中只是称孙逸仙是“知名华人”和“香港颇为知名的医生”，报道也描述了广州密谋的一些细节，称孙是清廷的造反者。稍迟一点的中央新闻社则引述了一位半吊子中国通的说法，说中国南方人几乎生来就是海盗，黑社会组织多如牛毛，绑架是一种职业，并认为孙是绑匪之一，说他这次被清使馆绑架“只不过是中国式幽默的一个可怕的例子”。直到此时，孙逸仙的形象还是绿眉毛海盗式的，这种海盗形象和后来吴稚晖在见孙之前的想象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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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形象的转变开始于他老师康德黎的辩护。康德黎在孙获释之前投递给中央新闻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他是医学院的出色学生，曾在澳门行医有成，后转往广州，与清政府发生纠纷。我们不能区分之后的报道哪些是受康德黎声明的影响，但多对孙逸仙极为赞美，如其中的一份报纸评论说：“孙逸仙到达广州后，短期内——照康德黎医生的说法是一个月——他就开始造反；那些出色的、受过教育的东方人，从文明之区回到蛮荒的国家后，全都那样做。”263毫无疑问，孙逸仙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背景，一下子把他从中国传统的造反者形象中拔擢出来，发行量巨大的大众报纸让自负的英国人认识到这位造反者是受他们文明的影响，在思想气质上是自己人，那个半吊子中国通的说法很快被新的说法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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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释后的孙逸仙一开始还是乐于扮演一个专制政府受害者的角色，他在记者面前的表现还停留在讲述传奇故事的阶段。获释后的当晚，他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出示半张报纸，上面写有他的求救信，他说他将报纸折叠后藏进袜子里，以便有机会掷出窗外，在空中飞起来。他还讲述清使馆威胁要杀掉他，将尸体防腐保存，运回国内再执行处决。这些说法英国记者闻所未闻，他们惊问：“处决一具尸体？”孙说：“不错，在中国，刑罚延及死者。”对于被绑架的原因，孙逸仙想到了一个稳妥的说法，他坚称自己是曾上书献策改良中国而得罪清廷，他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个暴力革命者。这个新的说法避免了记者提问一年前的广州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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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说法，创意来自孙逸仙本人还是康德黎已经不得而知，但康德黎确实充当了孙的媒体形象的指导者、塑造者，这方面的经验他显然比自己的学生更丰富。清使馆一直坚称孙是自投使馆的，这和绑架说大相径庭。在孙向记者描述绑架过程时，康德黎适时插话：“他在伦敦几乎是个陌生人。”这句话的目的十分明显，如果孙知道这里是清使馆，他不可能自己走进这个危险的建筑。当孙说道：“我除了牛奶和面包外，什么也不吃（怕中毒）。”康德黎补充说：“他两星期之内，体重减少了28磅。”这句话显然要引起记者们的最大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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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孙逸仙的一封感谢信出现在伦敦的各大报纸上，他在信中感谢英国政府和报界，说：“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264英语行文地道而熟练，历史学家黄宇和认为感谢信超出了他以往英文书信的水准，他推断：“因为此时他跟康德黎医生住在一起，或许写信的，甚至想出写信这个念头的，就是康德黎医生本人。”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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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孙逸仙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记者对孙逸仙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美。这些赞美包括孙逸仙“文弱的相貌”、“异常明亮的双眼”，他的“优雅的西装”和“黑色软尼帽子”，他说得很慢的英语也被认为“非常漂亮”。至少有四家报纸刊出了孙逸仙穿着英国服装的肖像，诗人为他写的诗歌也刊登在报纸上。如此高密度的赞美在英国报业史上估计也极为罕见。这些慷慨的赞美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民众从中看到自己的文明在遥远的东方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投射显然都集中在孙逸仙的身上，使他成为最大的赢家。孙逸仙所反对的清政府则是灰头土脸，《泰晤士报》指责清公使的行为是“荒谬可笑”的，要求清廷召回公使（我们合肥人龚照瑗公使确实很快就被召回了，而且很快就病死了），或者至少公开道歉和赔偿。这些报纸自动发起的对清政府的攻击超出了孙逸仙的想象，也比他本人此后发起的攻击效果要好得多。“十二天的囚禁，使孙中山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266他所收获的巨大名声与他所掌握的反对力量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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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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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媒体关注还没有降温，1897年1月21日，一本全面讲述绑架案始末的《伦敦蒙难记》出版发行了。过去，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这本英文著作的作者就是孙逸仙，但学者黄宇和通过查阅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考证出这本英文著作实际上是由康德黎代笔的，孙不过是这本书的挂名作者267。这本书趁还没有新的新闻热点取代绑架案之机迅速推出，既可以畅销，也有助于进一步炒高孙逸仙的名声。这本书的出版再次成为媒体热点，各大报纸纷纷发表书评，对孙逸仙给予英雄般的赞美，而对清政府则极力讽刺挖苦。经过媒体的歪打正着和康德黎的精心策划，孙逸仙一扫广州密谋后的阴霾，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英雄，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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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总是用新的报道修正以前的态度，其中香港《德臣西报》的转变最富有戏剧性。一年前它还说孙逸仙不是领导者的料，现在则对孙逸仙有了新的看法，称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德臣西报》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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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未必不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因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个非凡的人，对于中国千百万人民毋庸置疑的悲惨处境，有着极为开明的看法。……孙博士是唯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人，单凭这种勇气就能使一个国家复兴。……他身材适中，瘦而结实，言谈深刻，态度诚恳，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在他沉着的外表下，藏着一个迟早必然会在中国起巨大影响的人格，如果命运作美的话。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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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伦敦绑架案，孙逸仙不可能成为媒体宠儿，他的个人形象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咸鱼翻身，从一个窝囊的失败者翻转为一个超级英雄。这起始于惊吓、终于惊喜的事件对他此后革命生涯的重要性无论给予多高的估量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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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说孙逸仙的两位恩人。因为拯救自己的弟子，康德黎成为英国政府与清廷外交中的敏感人物，他因此失去了本该得到的爵士头衔。那个为孙送信的黑人仆役柯尔则被清使馆解雇，1928年7月，孙逸仙长子孙科来到伦敦，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父亲的救命恩人柯尔，此后，国民政府每年都给柯尔发放养老金，直至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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