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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报纸的人把报纸的意思讲歪了固然不好,更普遍的问题是,讲报人虽然一片热心,但由于缺乏训练和耐心,遇上不能理解的听众容易抬杠,进而演为口角之争,就跟今天不少知识精英在微博上骂不通者为脑残一样。精英的刻薄会吓走他的粉丝,而彼时的讲报人吓走的则是听众。讲报人大多是志愿来的,出于一片救国热忱,似乎也不好太苛责,于是有心的报人便组织了讲报人培训班,教他们演说方法。遇上心急脾气不好的讲报人,只有苦口婆心地劝解,有话好好说,千万别抬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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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社和讲报所的兴起,很自然地引起官方的注意。实际上,阅报社逐步由民办转手给官方,这也是官方控制民间社会的必然反应。整体上说,这不是什么坏事,由官方举办会使阅报社在人财物方面更有保障,清末新政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广为宣传。对于讲报人,清政府同样有所警惕,对演讲的范围进行了限制。1906年2月出台的《北京阅报社规则》中就规定“不得说革命”、“不得讽刺朝政”、“除去满汉界限”等。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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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讲报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但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中,讲报人中的佼佼者,知名度和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在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办得相当成功,到1909年依然盛况不减。之所以广受欢迎,全赖三位主讲人讲得特别好,他们是士绅李颂臣、李世臣、李子鹤,人称“三李”。“三李”当时常被拿来和京剧名角谭鑫培、孙菊仙和汪桂芬三人相比,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在北京城,最受下层社会欢迎的讲报人当数醉郭,此人姓郭名瑞,字云五,本是教书先生,因为嗜酒而被称为醉郭。八国联军退出北京之后,醉郭好自编小曲,四处歌唱,借以抒发内心愤懑,属狂狷一类的下层士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之后,特别表彰他以歌当哭的爱国精神,醉郭因此名声大噪。因志同道合,醉郭自愿充任《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彭翼仲发配新疆时,62岁的醉郭矢志从往,以酬知己,经苦劝才罢手。彭翼仲从新疆回来以后,郭已卧病,迁延数月,终不起,卒年69岁。彭翼仲发起北京社会名流捐资葬郭于陶然亭畔,亲书“醉郭之墓”,林纾为之撰写碑文,书写和镌刻均是一时名手。墓修成后成为陶然亭名迹,为游人所凭吊。可惜20世纪50年代兴建陶然亭公园,迁移墓葬,他的墓消失于新社会,碑亦不存,和他所处的讲报人群体一样,在历史风烟中逐渐消亡,以至于了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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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五章 革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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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绑架案,媒体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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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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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0月底,广州起义失败。孙逸仙、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仓猝出逃,东渡日本。船抵神户时,三人下船买来报纸,报上有条新闻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条新闻让孙中山心中一喜。一直以来,孙逸仙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喜用“造反”、“起义”或“光复”等名词,乍看新闻中出现的“革命”二字,实在比那些词语正大堂皇、格调高尚。所以孙兴奋地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248日本报纸在无意中为起义党人找到了历史合法性并为之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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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更多的报纸还是称孙逸仙等人为“匪”、“寇”,因广州起义提前惨败,孙的媒体形象相当糟糕。《德臣西报》挖苦他说:“这一深思熟虑的计划竟落得可笑的惨败,对于了解孙逸仙的人来说,这毫不足怪。在同志们到达前20小时他已经溜掉了,这种逃跑的智能当然不能证明他有领导资格。不过,如果他从此因为苟且偷生,朝不保夕,而没脸回到他老巢,这对他的追随者和朋友们倒是一种欣慰的解脱。”249香港的《中国邮报》把广州起义说成是既可笑又可怜的惨败。即便是日本报纸,也有用“广东の暴徒”斗大的标题来形容孙逸仙及其同志。伦敦的一位中国通认为孙逸仙等人是“天生的强盗,杀人越货乃家常便饭”。1903年,从改良阵营转移过来的秦力山为章士钊的译著《孙逸仙》作序说:“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250可见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外舆论对孙逸仙都持否定态度,孙个人形象堪称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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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逃亡到伦敦的孙逸仙却因为一场意外惊吓,收获意外的惊喜。他因此暴得大名,个人形象咸鱼翻身,成为世界名人。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有名的伦敦绑架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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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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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0月11日上午,孙逸仙穿过伦敦的波德兰区前往他的老师康德黎的寓所。这时,一个操广东口音的中国人上来搭话,问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相互介绍和寒暄之后,两人走到一栋楼的门口,这栋楼正是清使馆,和他搭话的是使馆翻译邓廷铿。旋即又有两个中国人出来邀孙进屋一谈,两个人拉他进去,但并不能认定为暴力。身后的大门突然上锁的声音,引起孙逸仙的怀疑,但为时已晚,个头矮小的孙逸仙在两个大汉的挟持下被迫上楼——清政府的密探盯他已经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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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被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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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馆四楼的一个只有2.5平方米的房间里熬过漫长的六天以后,孙逸仙对外传递消息的努力才见成效,一个名叫柯尔的黑人仆役答应给他送信。那天晚上11点左右,康德黎一家已经睡下,门铃突然响起,康德黎起床一看,门口不见人影,只见地上放着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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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有朋友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为林行仙(LinYinSen)。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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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孙逸仙的消息了,这是很异常的。虽然已经是深夜,康德黎得信后立即行动。营救的过程惊心动魄,头绪繁多,历史学家已经写出多本专著加以探究。事后回想,在康德黎的多方努力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找过《泰晤士报》社,但谨慎的《泰晤士报》并没有发布这条未经证实的重大消息。当时,这家世界大报正为一条新闻在打官司,这也促使报社对只有单独信源的新闻更加慎重。好在当时伦敦私营报纸甚多,竞争激烈,孙逸仙被绑架的消息被另一家报纸刊登了。报馆之行让康德黎在向英外交部递交书面陈述时,很自然地写上这样一句带有威胁性的暗示:“鉴于清使馆否认孙逸仙在使署中这一事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向报界披露真相之外,别无他法。”252我们虽然不能认定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但是,英国外交部官员在随后起草的发给清使馆的外交照会中特别提醒外交大臣:“假如事情公诸于众而我们尚未有作为,则很可能成为丑闻一桩。”253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是天生的高效率,但是不受他们控制的媒体时刻在盯着他们,他们不得不如此。事实上,在那份外交照会起草之前,警察局已经派出侦探监视清使馆了,他们甚至布置了对泰晤士河所有开往中国船只的检查,避免孙逸仙被偷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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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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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发到清使馆的时候,听到风声的《环球报》紧急加印了号外。新闻出街了,中间的时差只有几个小时。这条独家披露的消息说:“日来谣言满天飞,谓清使馆绑架某知名华人。迟至今午,本报方能证实确有其事,并为此多方走访。”最后一段文字矛头直指清使馆,“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者,为孙之好友亲往清使馆查询时,使馆官员竟然矢口否认,惟孙之好友却握有确凿证据,证明清使馆不老实”254。在一个政治避难成为常识的文明国家,这样的绑架案很容易刺激大众神经,虽然在使馆内拘捕本国政治犯在国际法上从无先例,但清使馆的行为依然被认定违反了外交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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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报》有关孙中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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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这条新闻成了街谈巷议的头号新闻,伦敦的所有报纸都派出记者采访此事,“这里有一篇惊险小说的全部噱头,再加上一种邪恶的东方风味的香料”255。不问可知,清使馆极力否认此事,但虚弱的辩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舆论反弹。中央新闻社不客气地说:“君无庸讳饰,彼孙某被幽于斯,若不立行释放,则明日之晨将见有数千百之市民围绕使馆。义愤所发,诚不知其所极耳!”256灵活的记者很快找到受聘为清使馆参赞的英国人马格里,马格里读着《环球报》上的新闻,脸部肌肉禁不住跳动起来,他知道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丑闻是捂不住的,他平静地对记者说:“不错,此人确实在清使馆内。”这句关键证词无疑是采访记者当天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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