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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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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0日早晨,一名英国记者来到鄂军军政府大楼。递上外文访贴后,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进会客室。在短暂的等候中,这名英国记者注意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忙碌而兴奋,传令兵在大楼里快速地跑动,远处能清晰地听到炮弹划过天空微弱的呼啸声和爆炸的轰鸣声,显示战事正在紧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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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仅有两层的小楼此刻正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正在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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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英国记者被带进外事办公室,他向引路的年轻官员强烈表示一定要见到黎元洪,年轻官员未做表示,带着他穿过二楼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一个方脸稍胖的、穿着军便服的中国人走上来与他打招呼。英国记者说:“已经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允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这位稍胖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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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黎元洪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的戏剧性情形。当他毫无征兆地成为革命军领袖之后,他的名字迅速传遍全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在此前,他只是一个名声没有溢出湖北的新军协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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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他的记者叫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是英国传教士。丁格尔于1884年来中国,中文名丁乐梅。他曾经徒步穿越中国,熟悉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传教士、旅行家和作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武昌起义猝然爆发时,他正在汉口,被创办不久的英文《大陆报》聘为特派员,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这场改变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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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军政府大楼之前,丁格尔与黎元洪没有什么交往,能如此顺利地采访到这位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的焦点人物,显然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从丁格尔所写的《辛亥革命目击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黎元洪面对记者还是个新手,他勉强能用英语进行交谈,他努力地使用自己以为体面的语言,但在丁格尔看来有些词不达意。第一次面对外国记者,黎元洪有问必答,不使用那些让人一无所获的外交辞令,也许他对这些还不熟悉。在丁格尔的眼里,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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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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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尔采访的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了他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黎元洪坦诚地告诉他,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儒教可能会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但鼓励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外交上将延续清朝政策。单独专访黎元洪,丁格尔是第一人,事后他得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到武昌任何一个地方。在丁格尔撰写的报道中,他对黎元洪的评价不无夸张之处:“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的木料”。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显然,这句断语对黎元洪奉承得有点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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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丁格尔在专访黎元洪之前,已经在革命爆发地的武昌四处活动,一半出于外国人的好奇,一半作为记者他要弄清楚这场让人发懵的革命究竟因何发生。在专访黎元洪的一个月前,他就来到了革命军的基地刘家庙。战斗虽然在持续发生,但并不激烈。在去刘家庙的路上,他曾饶有兴趣地观看革命士兵练习步枪实物射击,充当靶子的是两头无辜的小猪,它们浑浑噩噩地进入目标区,新兵们开始瞄准射击,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缔造这两只小猪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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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丁格尔采访到一位前线司令官,这个剪了辫子的年轻人温文尔雅,像孩子般率直。年轻的前线指挥官爽快地答应丁格尔的拍照要求,并站起来摆好姿势,故意板起面孔,使他看起来更威严。这时一个侦察兵闯了进来,他很酷地挥挥手,示意他不要破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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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前线司令官的那天早上,丁格尔见到了清廷方面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清军提督张彪,他正在一艘汽艇上。这位败军之将看上去疲惫沮丧,满头乱发,眼睛布满血丝。那颗头此时正被悬赏五万元。对于丁格尔的突然到访,张彪并不欢迎,他翘着二郎腿盯着他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想干什么,你是哪国人?”一口气提出来了好几个问题,感觉他更像一个记者。这位大清提督的身上有着一股老气横秋的官僚暮气,与革命军的意气风发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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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在勉强接受采访之后,清军开始从北方大量涌入,战斗开始进入一个小高潮。前往战斗最激烈的前线需要乘船,几天前丁格尔搭乘的摩托艇驾驶员断然拒绝将他送到火线附近。但一个称职的记者不能被这点阻力难倒,只有到现场才能发出有价值的报道。丁格尔声嘶力竭地招呼小舢板,只要有人愿意把他送到目的地,钱不是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他终于登上了一只木船,不久就来到交战区。登陆之后,一路上只碰到一个叫卖清军军火及空炮弹的穷人,这些宝贝可能都是在战场上捡到的,他像卖古董一样以高得离谱的价格站在路边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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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战斗开始了。清军的炮弹冒着蓝烟呼啸而来,让丁格尔吃惊的是这些炮弹似乎不是为了命中对手,只是发出一声响,在距离革命军前方500码的时候就落地了,制造了一个迷人的冲天水柱。丁格尔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情形描述给身边的革命者,他们发出快活的嘲笑声。清军的射击持续了半个小时,因为没有把握好射程,效果相当于一场震撼人心的烟花。在清军发动攻击的枪炮声中,丁格尔索性趴下写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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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漫无目标的射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尊威力最大的大炮很快将炮弹倾泻到革命军的阵地上。革命军缺乏训练的弱点暴露出来,一些人发出吃惊的“嘿呀”声,站起来转身就想逃离战场,另一些留在原地。更多的炮弹倾泻到阵地上,在年轻的革命者身边炸响。革命军真实的战斗力得到检验。丁格尔观察到,“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命令别人服从而反对别人的建议,没有人准备有序地将战斗进行下去”。战斗变成了一场无序的狂奔,丁格尔发现“自己混在几百名乌合之众中间,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行动。有的人把步枪高举在空中;有的人则把它指向同伙;还有的人把它拖在后面,没有人维持秩序”281。在一个地势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停止了脚步,为逃离了大炮的射程而兴高采烈。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被打败了,有的人问枪是否应该丢掉,旁边的人回答说可以。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炮弹横飞的战场上,仍然有农村老太太在路边兜售水果,一个刚刚跑下来的士兵用现金买了满满一背包,为他应当付10元还是8元讨价还价。那些改变中国命运的战斗充满荒诞的喜剧感,如果不是丁格尔的贴身观察和记录,我们无法想象在历史的神圣时刻会有那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细节。那些战士更像是在参加一场集体游戏,没有人来得及为他们灌输缔造新中国的崇高使命感,他们还没有从一个普通人的序列迈入真正的军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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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庙战役就这样失败了,尽管革命军人数占优,但缺乏有效的指挥。反观清军,外国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清军运用了合理的战术,在炮火的掩护下稳步前进。清军的部署狡猾有效,那些从河南、山东调来的士兵被部署在最前沿,后面才是满洲兵。这样他们有效地维护了作战士兵的忠诚。革命党人料想:一旦清军了解到打仗的真正原因,就会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因为清廷一直对北方部队掩盖了起义真相。清军的部署让这个天真的想法彻底破产,即使那些河南兵、山东兵想加入革命的队伍也没有机会,除了冲锋向前他们没有第二条路,他们的背后就是满洲兵的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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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低估了北洋军对清朝的忠诚,也低估了他们的指挥水平和战斗力,不管从哪一方面考察,这都是一支现代化部队。但是,与其说这支部队忠诚于朝廷,不如说它忠诚于袁世凯一人。丁格尔注意到,在每一座军营里,都悬挂有袁世凯的画像。这是大清军营中从未有过的一个变化,袁世凯后来的人生轨迹能从这里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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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向汉口逼近,冯国璋鲁莽地宣称:汉口将会被焚为灰烬。野蛮的部队总是顾忌最少的部队,似乎没有一场熊熊大火作为陪衬,就不能显示出赫赫战功。当一些外国的观察者还在猜测那也许仅仅是一个威胁,如此的野蛮行径不可能被允许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从最初的几个点连成片,然后汇成火的海洋。大火映红了江面,映红了天空,曾经繁华富庶的汉口成为一口沸腾的大锅,变成了阿鼻地狱,几代人创造的财富经过四天四夜全部化为尘灰。目击大火的丁格尔坐在高耸的屋顶上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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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令人恐惧的真实事情就在我眼前发生,我的工作是描述它,这就是我呆在那里的原因。然而,我的笔无助地从手上滑落下来,我无法写下去,措词不当,词语卡壳,笔仍未动,我还是写不下去。这座庞大的城市被野蛮的摧毁,变成了一座死城和一个使人落泪的地方,这显然是我知道的最残忍的事情。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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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政权无需讨好民众,它用暴力建立政权,也会在暴力中灰飞烟灭。在权力更迭的活塞运动中,普通民众就是历史的人质,像草一样沉默地活着,像草一样在沉默中死去。没有人能说清在汉口大火中发生的悲惨故事。一个老妇人告诉丁格尔,她的四个善良老实的儿子,未做任何反抗就被破城的清军杀死,他们的妻子被带走了。丧子的老妇人说:“村里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厄运。他们迫使我们的小孩子剪掉辫子,然后把他们当成叛乱者,这样那些士兵就有杀死他们的理由。”这些无辜的头颅显然又成为请赏的证物。这些与革命无关的平民如果硬说有什么过错,那就是他们不幸生在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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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穷凶极恶的清兵对待百姓如同羔羊,在洋人面前则畏之如虎。丁格尔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段亲历。他骑马经过农村,在地里捡到几颗炮弹,请求村里的一位老人帮助暂时保管。当丁格尔几天后回到这个村子时,发现四个清兵正在训斥老人和围观的邻居。清兵指责老人为造反者窝藏炮弹,端枪就要射击。恐惧的老人申辩说:“是一个外国人让我替他保管的,我说的是实话。”“你撒谎,胡诌,就因为这个你死定了,从屋里滚出来。”清兵大嚷道。邻居极力为老人辩解求情,然而,围观产生不了力量,清兵执意要杀死这个无辜的老人。这时丁格尔恰好赶到,拿走炮弹并致谢老人。看到丁格尔,一个清兵说他们只是在和那老头开玩笑,让他继续赶路,保证不会伤害那老人。当丁格尔走后,那位老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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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这架绞肉机还在开动,但无论是革命军还是北洋军,都失去持续下去的动力,他们都没有取得自己满意的结果。在枪炮声中,和谈的大门在试探着缓缓开启。当第一次和谈在上海举行的时候,紧随热点的丁格尔离开革命中心去了上海,那里才是新闻发生的地方。此时,各方力量都在奔走斡旋,被认为是“伟大开明”的政治家袁世凯开始走上他人生的巅峰时刻,成为全世界报纸关注的焦点和中国最值得期盼的大人物。其中,为他牵线搭桥、舆论造势的则是另一位洋记者,他贴近袁世凯,既是一位为袁氏鼓吹的记者,也是袁的智囊,他承担了辛亥革命中新闻接力中的重要一棒,他就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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