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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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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辛亥年的革命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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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一个湖北新军擦枪走火，激起哗变，武昌起义爆发，大清王朝迅速雪崩。四个月后，清帝退位，绵延千年的帝制彻底拜拜，亚洲出现第一个共和国。辛亥一役，起义新军居功甚伟，一帮办报书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手不停挥，据说“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他们杀伤敌人的不是子弹，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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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城头枪声响起的时候，武汉三镇的革命报刊基本上被清廷和谐掉了。但短短几天，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头。其中，《大汉报》的创办人胡石庵的反应最为敏捷，武昌起义第二天，他就出报了，没有机器印刷，他找来大幅白纸和黄纸，用毛笔手写《大汉报》两张，报纸“开宗明义就是一篇檄文，还有他自己闭门造车的新闻”283。两张报纸分别贴于汉口的江汉关署和英租界附近，此为铅印《大汉报》的前身。之所以贴在这两个外国人密集的地区，旨在昭示各国，这里发生的不是暴动是革命，因为按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这既是革命宣传，也是革命外交，要求各国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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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大汉报》正式出版，报纸内容自社论以下，采编写都是胡石庵一人。报纸一出，当天就售出两万份，武昌城内到处都挤满了看报的人群。报纸出版一个星期，销量达到四万八千份，这是印刷机一天所能印刷的最高数字，然而仍然供不应求，报纸到了距离较远的外省，一份能卖到一至两元，而在清廷控制的京津地区，一份能炒到五十元，可谓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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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汉口保卫战打响。10月27日晚上，《大汉报》报社所在的歆生路成为阵地，一时炮弹枪丸如雨，革命军潮水般溃退。这帮革命报人只能放弃报馆，避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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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大汉报》牺牲三名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和各种存稿皆付之劫灰。大家都以为，报纸短期内难以复刊，没想到，仅仅三天，《大汉报》又出街了，并且每天号外不断，继续为革命作鼓吹。《大汉报》上各地革命军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革命军节节胜利，各地光复不断。形势一片大好，人心渐趋稳定。事后，武昌一带流传这样几句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我怀疑，这些童谣也是革命党中的笔杆子编的，教给孩子们，让他们到处唱，这本身也是舆论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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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史实，北洋军南下之后，民军败多胜少，否则接下来的南北和谈根本没有必要。《大汉报》上民军捷报频传，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都是它的编辑记者们坐在编辑室里编出来的。甚至，报上的假新闻可以追溯到其创刊号。《大汉报》创刊号上首发的鄂军军政府的檄文是杜撰的，稍后两天发表的《孙大总统告同胞书》也是杜撰的，当时孙还在伦敦奔走筹款，临时政府还没有成立，总统选举尚未进行。至于各地报道民军获胜的新闻专电几乎“纯属虚构，仅供造谣”。革命者的逻辑很简单：“把声势说夸张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284当时局势混乱复杂，信息阻塞，没有人出来澄清，也没有人能辨明真伪。这些假新闻，经过革命报纸的纷纷转载，四处流传，一时之间，人心思变，清廷风声鹤唳。这种新型舆论战争，清廷从来就没有遭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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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制造假新闻的不仅仅是《大汉报》，几乎所有的革命报纸都加入了这场谣言大合唱，或不妨称之为“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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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11年10月16日的《中华民国公报》，自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机关报”，名头极大。它是由黎元洪特批600两白银办起来的。刚创刊就在报社门口贴上对联“与民公好恶，为国报平安”，把民国公报四个字嵌入其中。这张以政府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的报纸同样加入到谣言大合唱当中，在汉阳被清军攻下之后，照样出版。以《大汉报》为“榜样”，有样学样，趁局势混乱、消息不通，刊登了大量闭门造车方式编写出来的某省响应、某省独立、某省起义的电讯，以及伪造桂、苏等省独立的檄文，借以安定人心，鼓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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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业最发达的上海，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这些假新闻密切配合起义进程，制造各地光复的消息，让清廷各地官吏人心惶惶。这些假新闻里有“北京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的特大新闻，也有“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的“被死亡”报道。有些假新闻今天看来极富娱乐性，在苏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时候，该报又不遗余力地抹黑江苏都督张勋。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报道：“南京专电：有人看见张勋贼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一个都督在军情紧迫之际，居然还有雅兴手持人心亲自到豆腐店里买豆腐，煎人心下酒，假新闻假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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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民政部于10月12日下令禁止刊登武昌起义新闻，但各报馆都各显神通突破这一禁口令。《国风日报》是同盟会会员白逾桓在北京化名吴友石（谐音“乌有氏”）创办的，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马上用二号大字排版，准备推出号外，警察赶紧过来干涉，重申不准刊登起义消息。谁知《国风日报》在第二天头版开了个大天窗，只印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引起读者联想比造谣还厉害，都以为清军一败涂地了，不然怎么会空出一版呢？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就登什么，只要不造谣就行。但是，为革命造声势又怎能不造谣呢？“武昌首义成功，《国风日报》乘机宣传，每日于报上鼓吹南军声势如何壮大，北伐军已进抵某地，并谓本社社员温楚珩已率队渡过黄河，等等。因此北京满城风雨，清室举朝惊骇，莫知所措。”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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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可能荒唐，可能被一眼看破，但它的威力不能轻视，它不能改变历史，但它能改变一地的战局。华南重镇广州能被兵不血刃地光复，多得力于假新闻。一开始，清廷大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人还想坚守广州城，拒不和谈。不料，上海的报纸登出“京陷帝崩”特大喜讯。作为清廷高官，他们的消息稍微灵通，对革命党的假新闻他们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两江总督张人骏在发给同僚的电报里就不停地强调“报纸讹言均不足信”、“报纸谰言，均不可信”。286可是，很快港澳各报都登载了这个消息，连老牌的《循环日报》都刊登了。他们有点相信了，京师丢了，皇帝也死了，就是想尽忠也没有对象了。此时，全城民众欢声雷动，兴奋得如同过年。张鸣岐知道人心已去，无力回天，仓皇出逃。没逃的龙济光、李准见大势已去，卑辞乞降。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广州城不流血而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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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时代，最稀缺的就是确实的信息，假新闻太多了必然使报纸失去公信力，假新闻能推动革命，但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报纸因为畅销一哄而起，报业成为辛亥年间最能获利的产业，这其中自然鱼龙混杂。有些小报嘴里说的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为了多销，极力迎合群众心理，哗众取宠，如“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等等，这些新闻个个震撼，可是，这些“被死”的、“被擒”的人物过几天又出现了，又可能换个方式再死一次。民众受过几次欺骗后，就不看那些报纸了。为了继续吸引读者，有的报纸在电讯后面加上“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待到连“千真万确”的电讯也被识破时，读者就彻底不买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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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格的是一家叫《军政总机关报》的小报，假新闻就不去说它了，其玩噱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期报纸的左上角印有图案一方，中嵌“大汉光复”四字，旁注：“俟汉军全数恢复日，持此领银元壹角，以副雅意。”说白了就是搞返券促销，但是，过几天又在报上对这项活动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此项酬金总须满虏灭亡，大汉重兴，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一共和政府，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登报改元时，始得领取，以为国民祝贺之资，兼酬资助本报之雅，届时当备款以待，决不食言”云云。到哪里去领呢？“二马路东首外国坟山”。287玩弄读者没有这样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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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不能照见事实，它照见的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就像历史学家章立凡说的“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人们相信谣言，是因为人们希望事实就应该如此。在辛亥年，并非所有的报纸都倾向革命，可是他们无奈地发现，只要报纸登载了起义的新闻，就能卖断街，一旦登了诋毁革命的言论就无人问津。在上海，《申报》和《时报》这两大老牌报纸都登载过民军失败的消息，结果民众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竟将报馆玻璃砸碎以泄愤。民众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要自己想要的“真相”，哪怕是谣言。他们能从假新闻制造的虚幻快感中与政府清算旧账。民众也不希望负责任的报纸出来辟谣，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从清朝即将灭亡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接受他们不想看到的现实。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也在自己的《内阁官报》上放出过不少假新闻，以各地都督来电的形式报道各地平安无事，可是，此时的清廷早已是人心散尽，公信力跌为负数，谁会相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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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国民党人大谈假新闻的威力，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心向背。几十年后，当他们也是公信力丧尽时，他们发现自己报纸上的假新闻同样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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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在报纸上围观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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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月，梁启超写信给罗瘿公，要他转告袁世凯：“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288孙中山也有个在数字上都是相同的说法。因报纸油墨是黑色的，所以辛亥革命又有“黑色革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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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对不能亲身参与革命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只有通过购阅报纸，围观革命，借报纸这个媒介，完成对革命的“想象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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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望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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