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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不能照见事实,它照见的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就像历史学家章立凡说的“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人们相信谣言,是因为人们希望事实就应该如此。在辛亥年,并非所有的报纸都倾向革命,可是他们无奈地发现,只要报纸登载了起义的新闻,就能卖断街,一旦登了诋毁革命的言论就无人问津。在上海,《申报》和《时报》这两大老牌报纸都登载过民军失败的消息,结果民众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竟将报馆玻璃砸碎以泄愤。民众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要自己想要的“真相”,哪怕是谣言。他们能从假新闻制造的虚幻快感中与政府清算旧账。民众也不希望负责任的报纸出来辟谣,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从清朝即将灭亡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接受他们不想看到的现实。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也在自己的《内阁官报》上放出过不少假新闻,以各地都督来电的形式报道各地平安无事,可是,此时的清廷早已是人心散尽,公信力跌为负数,谁会相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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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国民党人大谈假新闻的威力,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心向背。几十年后,当他们也是公信力丧尽时,他们发现自己报纸上的假新闻同样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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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在报纸上围观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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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月,梁启超写信给罗瘿公,要他转告袁世凯:“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288孙中山也有个在数字上都是相同的说法。因报纸油墨是黑色的,所以辛亥革命又有“黑色革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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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对不能亲身参与革命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只有通过购阅报纸,围观革命,借报纸这个媒介,完成对革命的“想象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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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望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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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兴奋的民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黄郛(后来出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289信息的发布中心立即成为人群聚拢的中心,报馆林立的上海望平街,连同周边的几条马路,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顿时人山人海。很多人天没亮就赶到这里,争购当天早上出版的报纸。不少人伫候在报馆门口,看到记者就立即围拢上去,打听最新最近的消息。整条望平街“自晨至夕,皆为之拥挤不开”,“攒首万人”,“交通为之中绝”,连工部局在这里的工程都受到影响。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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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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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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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一纸贴门阑,路上人人驻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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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某城光复矣,眉飞色舞竟忘餐。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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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报人新闻意识很强,有的报纸为了多登新闻,宣布暂停收刊广告,但一天一印的报纸还是不能及时反映最新动态,印发号外就成了常规手段,多的时候一天印发六七次以上,遇上紧急新闻连号外也来不及印时,就写在白纸或木板上,或挂在报社门口,或贴在玻璃窗上,让读者先睹为快。这些紧急手段基本满足了突发新闻的滚动更新,随时到来的电讯让蜂拥而至的市民欢呼或者愤怒,他们以“围观”的方式“参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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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向背很容易从读新闻的情绪上看出来,民军胜利,则欢欣雀跃;官军胜利,则满腔愤懑,甚至迁怒于报馆,因为那是发布坏消息的地方。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经常到《时报》馆主狄葆贤的“息楼”聚会,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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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打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高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整个报馆还哪里保得住。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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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记者严独鹤则说的更具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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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申报》还是一张洋商报纸,主持全馆的席子佩又是一个买办型的人物。他在这风云变色的时候,依然守着一套从新闻上抢先出风头的老手法,并不考虑到人心所向。《申报》一得到冯国璋部队攻陷汉阳的电讯,立即在门口贴出号外来,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鲜红的圆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愤慨,纷纷涌进大门,向馆中人提出责问。馆中人见来势汹涌,赶快取出电稿,给大家传观,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虚构。……群众在轰闹之下,就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忿。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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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历史书都将砸碎报馆玻璃的暴民行动传为群众拥护革命的佳话,但柏文蔚在一篇访谈中不小心戳穿了这段佳话,可惜没被人注意,他回忆说:“时新、申两报载有不利于本党的战事消息,曾被同志捣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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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上出版的报纸,辐射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学堂的学生,报纸塑造了他们对革命的最初想象,也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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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民国成立当天的报纸,“国”字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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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读中学的叶圣陶阅报得知武昌光复,大喜,第二天作了一首诗《杀北虏》。叶圣陶的同学顾颉刚说“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就是看报”,他每天到茶馆里买几份报纸就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他“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叶圣陶他们也曾购买了几份在革命中出版的本地报纸《大汉报》,但本地的报纸没什么内容可看,专电都多抄自上海报纸。和上海市民一样,他们也是看到民军胜利的消息就兴奋,而看到官军胜利的消息则郁闷异常,为革命前途忧心不已,以至于学习都没了心思。“纸上革命进程”让他们产生了独特的高峰情绪体验,战事胜败、真假消息如过山车般的快速刺激。读报纸还让他们产生了投身报业的想法,他们的印象中“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但就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大汉报》也没有给他们报人的机会。顾颉刚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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