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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出生的《民国暂行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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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立即实现了报纸的空前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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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内，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井喷到近500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如果仅看统计数字，这是一个“报界黄金时代”。但只要稍微深入内里，就会发现发展势头最猛的是政党报纸。民国肇建，短短一年多时间，会党林立，全国各地号称为“党”与“会”的组织将近700个，这些政党或政客，不约而同地创办报刊，将其作为喉舌和宣传工具。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其实也没几个人，但也要拉杆子树大旗，创办自己的机关报。甚至一些个人也办起了报纸，办份报纸跟今天开个微博一样容易。让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是，当时还有一种报纸叫“鬼报”，只出两份，一份贴在“报社”门口，另一份送给出钱的老板。其内容就是搬来别家报纸的版面，换上自己的报头，彻头彻尾的抄袭，这种报纸仅在北京就有五十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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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报纸，大多无内容可言，所谓编辑无非“手执大剪一把，将外埠报纸割裂无数，再斟酌前后而连属之，勾之以红笔，粘之以浆糊，不一小时而两大张之日报成矣”314。由于党派如林，有点言论原创的报纸也多党同伐异，那些笔杆子们信笔成文，争勇斗狠，“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315。以温和的历史眼光看，这是一个国家报业进入政党时代的必然现象，党派报纸互相谩骂在报业发达的英美国家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拿报纸当宣传工具，这种追求言论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表达意见的自由，而非调查、公布事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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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人管理、吵吵闹闹的报界舆论，任何一个当政者大概都不会喜闻乐见，他们需要稳定秩序来建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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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职权划分，出版事业归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内务部职掌，当时的内务部，总长为归顺革命的原江苏巡抚程德潜，程以江苏方面尚有许多军政要务尚待处理为由，未就职，部务由次长居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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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字觉生，辛亥革命元勋之一。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定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他办过报纸，是与改良派论战的干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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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既有法律背景，又有办报实践的人，对民初报界乱糟糟的局面当思有所为，只是没有想到他本想出台一个“报例”，结果出来的是一个“报律”，公布仅三天就被取消，可谓“见光死”。居正自己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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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三月间，在已辞职尚未交待之内务部，余一时心血来潮，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以出版事业归内务部职掌，会集参事商议，拟订报例，属林长民参事起草，而林君误听为“报律”。适余因公赴沪，托张大义秘书长代行。林君草成后，交秘书长张君（张君云南人，亦革命党初作官者）。不俟余归，又不呈总统交临时参议院，即以电报发布。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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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所说的报律全称《民国暂行报律》。他把制定报律的初衷说成是“一时心血来潮”，又说“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前后说法是比较矛盾的，他是有所见有所思才想到制定报律，只不过后来事情办砸了，自我解嘲一番而已。立法本来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但民国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上轨道，繁乱几乎是必然的，内务部秘书长未将报律草案请居正审阅，也没有呈报总统交参议院议决，居然就一通电报对外发布了。对立法程序的不熟悉已经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象报律一面世不遭遇舆论痛击就是咄咄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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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的非法是《暂行报律》的致命伤，而其内容同样引起报界大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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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把起草报律的事交给参事林长民，没有亲力亲为。林长民起草的报律只有三条，不妨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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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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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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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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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暂行报律》公布，6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11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以“报界全体万难承认”之态度强烈反对。同日，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的章士钊发表社论《论报律》，对暂行报律予以严词抨击，文章质疑制订报律者，但知近邻日本有报律，为何不见英美等言论自由之国并无报律，并借英国大法官之口论述何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最后表明态度：“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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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潮恶评，还在上海公干的居正，知道《暂行报律》闯祸了，星夜回南京，来不及到内务部究问，直接进了总统府面见大总统孙文，陈述此事。孙文笑说：“取消可乎？”一锤定音，当天由总统府下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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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布到取消，前后不过三天，《暂行报律》创造了法制史上的一个最短记录。尽管大总统孙文在获悉事情原委的当天晚上就下令取消《暂行报律》，但当时的通讯速度不同于今日的电视、网络，可以将信息瞬间传遍世界。信息传递的时间差，让《暂行报律》事件依然是3月7日报纸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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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这篇重磅社论出自该报社长章太炎笔下。章太炎在文中将《暂行报律》逐条批驳，文字火力凶猛，不过不无谬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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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条规定的注册制，章太炎将《大清报律》与之比较，说前清对于报纸未呈报者只处罚金，而《暂行报律》云“不准发行”，处罚力度比《大清报律》更重。对于报界意见最大的第二条，以现代人的法律眼光看，是一条口袋罪，所谓“应得之罪”并无实指，所以太炎追问，这个“应得之罪”到底是杖、笞、禁锢还是拘留？作为刑事责任应该明确清晰，否则就会给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对“弊害共和国体”的说法，他大不以为然，“案共和国体今已确定，报界并无主张君主立宪与偏护宗社党者。本无其事，而忽定此法律禁制，已为不根；所谓破坏弊害者，其词亦漫无界限”。他追问内务部：“是否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即为弊害共和国体？”章氏社论最终结穴在内务部无造法之权，所定条文又偏袒模糊，所以报界中人无法接受《暂行报律》，要还回去，最后不忘直斥内务部“无知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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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暂行报律》非法出生，匆匆面世匆匆收回，状类闹剧。然而百年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公案，舆论界义正词严地抨击也多偏颇甚至谬误，如章士钊说英美并无报律，但留学英伦的章士钊应该知道，这两个国家固然无成文法，但有判例法，言论自由是在新闻法治的框架之内的。章士钊的谬误在章太炎的文章里再次出现，他甚至没有搞清楚法国有专门的《出版自由法》，妄言“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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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章太炎这些当时的社会精英对新闻自由有着非常激进的态度，他们对晚清政府借报律遏制新闻自由心有余悸，即便是孙中山，在取消报律公告中亦有“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319。杯弓蛇影的心态让章士钊等人无法认同报律存在的合理性，认识不到作为公权力的舆论权若无限制同样有被滥用的可能，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毫无约束的新闻自由。遗憾的是，二章的思想是当时新闻界的共识，经《暂行报律》的风波，这一共识得到了强化，这年六月，中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将“不承认有报律”列入大会重要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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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暂时报律》风波里也能看到党争的影子。章士钊以无党派自居，主张毁党造党；章太炎则另组共和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当时已经辞职但工作未转交）颁布的法令被报界狙击也就并非偶然了。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必然是大棒乱舞，唾沫横飞，这是政党政治必须经历的一个危险的幼稚阶段，名记者黄远生在采访孙中山的时候问：“究竟先生看看现在中国政党之弊病，在什么地方，有何方法可以救正？”孙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个一时是没有甚么法子的。让他们自己闹闹，闹过几年，自然明白。”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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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年，他们确实明白了。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让政党报纸空前大繁荣，过度的“毒舌”言论引来的是政治强人对新闻界的打压。登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利用的正是没有新闻法的空子，胡萝卜加大棒，收买或迫害报纸、报人，使全国报纸锐减至300余家，是为“癸丑报灾”。等收拾得差不多了，袁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全是禁载事项和惩罚办法，北京的英文报纸称之为“世界上报律比较之最恶者”，而中文报纸对此则寂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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