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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把起草报律的事交给参事林长民，没有亲力亲为。林长民起草的报律只有三条，不妨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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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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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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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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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暂行报律》公布，6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11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以“报界全体万难承认”之态度强烈反对。同日，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的章士钊发表社论《论报律》，对暂行报律予以严词抨击，文章质疑制订报律者，但知近邻日本有报律，为何不见英美等言论自由之国并无报律，并借英国大法官之口论述何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最后表明态度：“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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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潮恶评，还在上海公干的居正，知道《暂行报律》闯祸了，星夜回南京，来不及到内务部究问，直接进了总统府面见大总统孙文，陈述此事。孙文笑说：“取消可乎？”一锤定音，当天由总统府下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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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布到取消，前后不过三天，《暂行报律》创造了法制史上的一个最短记录。尽管大总统孙文在获悉事情原委的当天晚上就下令取消《暂行报律》，但当时的通讯速度不同于今日的电视、网络，可以将信息瞬间传遍世界。信息传递的时间差，让《暂行报律》事件依然是3月7日报纸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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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这篇重磅社论出自该报社长章太炎笔下。章太炎在文中将《暂行报律》逐条批驳，文字火力凶猛，不过不无谬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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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条规定的注册制，章太炎将《大清报律》与之比较，说前清对于报纸未呈报者只处罚金，而《暂行报律》云“不准发行”，处罚力度比《大清报律》更重。对于报界意见最大的第二条，以现代人的法律眼光看，是一条口袋罪，所谓“应得之罪”并无实指，所以太炎追问，这个“应得之罪”到底是杖、笞、禁锢还是拘留？作为刑事责任应该明确清晰，否则就会给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对“弊害共和国体”的说法，他大不以为然，“案共和国体今已确定，报界并无主张君主立宪与偏护宗社党者。本无其事，而忽定此法律禁制，已为不根；所谓破坏弊害者，其词亦漫无界限”。他追问内务部：“是否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即为弊害共和国体？”章氏社论最终结穴在内务部无造法之权，所定条文又偏袒模糊，所以报界中人无法接受《暂行报律》，要还回去，最后不忘直斥内务部“无知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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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暂行报律》非法出生，匆匆面世匆匆收回，状类闹剧。然而百年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公案，舆论界义正词严地抨击也多偏颇甚至谬误，如章士钊说英美并无报律，但留学英伦的章士钊应该知道，这两个国家固然无成文法，但有判例法，言论自由是在新闻法治的框架之内的。章士钊的谬误在章太炎的文章里再次出现，他甚至没有搞清楚法国有专门的《出版自由法》，妄言“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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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章太炎这些当时的社会精英对新闻自由有着非常激进的态度，他们对晚清政府借报律遏制新闻自由心有余悸，即便是孙中山，在取消报律公告中亦有“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319。杯弓蛇影的心态让章士钊等人无法认同报律存在的合理性，认识不到作为公权力的舆论权若无限制同样有被滥用的可能，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毫无约束的新闻自由。遗憾的是，二章的思想是当时新闻界的共识，经《暂行报律》的风波，这一共识得到了强化，这年六月，中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将“不承认有报律”列入大会重要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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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暂时报律》风波里也能看到党争的影子。章士钊以无党派自居，主张毁党造党；章太炎则另组共和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当时已经辞职但工作未转交）颁布的法令被报界狙击也就并非偶然了。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必然是大棒乱舞，唾沫横飞，这是政党政治必须经历的一个危险的幼稚阶段，名记者黄远生在采访孙中山的时候问：“究竟先生看看现在中国政党之弊病，在什么地方，有何方法可以救正？”孙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个一时是没有甚么法子的。让他们自己闹闹，闹过几年，自然明白。”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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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年，他们确实明白了。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让政党报纸空前大繁荣，过度的“毒舌”言论引来的是政治强人对新闻界的打压。登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利用的正是没有新闻法的空子，胡萝卜加大棒，收买或迫害报纸、报人，使全国报纸锐减至300余家，是为“癸丑报灾”。等收拾得差不多了，袁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全是禁载事项和惩罚办法，北京的英文报纸称之为“世界上报律比较之最恶者”，而中文报纸对此则寂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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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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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黎元洪：杀报人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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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评价黎元洪时用了“良善暗懦”四个字。“良善”是就黎给世人的道德形象而言的，他对属下士兵不错，从不克扣军饷；他无意于反抗清廷，但他对于自己队伍里的革命党人一般不动刀，而是劝他们走路了事。这些品质让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对他抱有幻想，他的人品、资历、职位完全可以号召群雄，他被历史选定不是偶然的。“暗懦”则说他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果敢勇决的大政治家风范。严复说这种柔暗性格的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基本上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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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性不够阳刚剽悍的人物，往往有阴狠手辣的一面。在革命之后，摧残报人的各种活动，他亦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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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布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8月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社长冉剑虹，拟将其“立即正法”，后因遭到上海、武汉报界的抗议，黎元洪的“屠龙刀”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了，仅判处冉剑虹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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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剑虹逃过劫难，但《大江报》的凌大同却成了给黎元洪祭刀的第一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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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江报》，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有一段光荣的革命家史可表。它是由詹大悲、何海鸣两人于辛亥年的春间从《大江白话报》改名而来。清末舆论的中心在上海，其次才是北京。“敢言”是当时办报的风气，武汉的报纸不发达，任凭《大江报》如何“毒舌”，也不为外间注意。但是，如果报人因言论坐牢乃至丧命，就能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大江报》在辛亥年7月连续发表两篇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一篇是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那时清廷已开了报禁，挨报纸讥评都已经习惯了，虽然心里恼火但一般不好发作。对于《大江报》上的以前那些戳人的小零碎，当局也都忍了。但这次不同，这两篇文字明显地“煽动惑乱”，即使在文明国家也不被允许，因而是有把柄可抓的，当局等这个把柄可能都等了很久了，于是封报抓人，詹大悲、何海鸣先后入狱，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由此而起，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一时舆情汹涌。当时的形势很奇怪，报人什么都敢说，包括煽动惑乱、颠覆政权，但当局就是不能抓，谁抓谁就是恶人，一旦抓人就会被各地报纸轰得颜面扫地，狼狈不堪。《大江报》案同样遭到各地报纸的批评，居然就没有一个向着朝廷的，搞得湖北当局很是被动。但案子已经出来了，不审不判是不行的，不处理只能让当局颜面更加扫地。碍于舆论，詹、何二人仅仅被判了八百元罚金，但两人没钱交，其实更是不想交，最终判刑一年半折抵罚金。在牢里待着，对于当局来说，其实就是扎在心头的两根刺，时时刻刻在提醒民众，政府正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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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牢里没待几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党人打开牢门，迎接两位大英雄出狱。不久，两人来到汉口，干起老本行，复刊《大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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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革命阵营出现了分裂趋势，政党政治已经开锣，各种旗号的政党纷纷成立，相互之间谩骂、争斗都很寻常，更出格的还有暗杀。那些报人革命家一向拿报纸当阵地，拿笔杆子当投枪，事事制造舆论，走的还是反抗清廷的路线。他们也不知道报纸是社会公器，不能全然拿来党同伐异的。有了党争的背景，报人的命运就更加莫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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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个“拉郎配”来的革命首领，本来就与坚持同盟会立场的革命者有些隔阂，那些资深革命家也不大瞧得上这个首义元勋，像张振武这样脾气火爆的人动不动就给他难看，这也给黎元洪日后杀他埋下祸根。黎那时已是副总统，共和党首领，那些革命家报人，成天在报上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来的段子，明显是在羞辱他。这种事《大江报》自然也没少干，这让黎怀恨在心，总寻思着找个由头报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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