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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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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黎元洪：杀报人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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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评价黎元洪时用了“良善暗懦”四个字。“良善”是就黎给世人的道德形象而言的，他对属下士兵不错，从不克扣军饷；他无意于反抗清廷，但他对于自己队伍里的革命党人一般不动刀，而是劝他们走路了事。这些品质让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对他抱有幻想，他的人品、资历、职位完全可以号召群雄，他被历史选定不是偶然的。“暗懦”则说他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果敢勇决的大政治家风范。严复说这种柔暗性格的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基本上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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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性不够阳刚剽悍的人物，往往有阴狠手辣的一面。在革命之后，摧残报人的各种活动，他亦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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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布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8月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社长冉剑虹，拟将其“立即正法”，后因遭到上海、武汉报界的抗议，黎元洪的“屠龙刀”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了，仅判处冉剑虹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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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剑虹逃过劫难，但《大江报》的凌大同却成了给黎元洪祭刀的第一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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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江报》，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有一段光荣的革命家史可表。它是由詹大悲、何海鸣两人于辛亥年的春间从《大江白话报》改名而来。清末舆论的中心在上海，其次才是北京。“敢言”是当时办报的风气，武汉的报纸不发达，任凭《大江报》如何“毒舌”，也不为外间注意。但是，如果报人因言论坐牢乃至丧命，就能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大江报》在辛亥年7月连续发表两篇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一篇是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那时清廷已开了报禁，挨报纸讥评都已经习惯了，虽然心里恼火但一般不好发作。对于《大江报》上的以前那些戳人的小零碎，当局也都忍了。但这次不同，这两篇文字明显地“煽动惑乱”，即使在文明国家也不被允许，因而是有把柄可抓的，当局等这个把柄可能都等了很久了，于是封报抓人，詹大悲、何海鸣先后入狱，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由此而起，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一时舆情汹涌。当时的形势很奇怪，报人什么都敢说，包括煽动惑乱、颠覆政权，但当局就是不能抓，谁抓谁就是恶人，一旦抓人就会被各地报纸轰得颜面扫地，狼狈不堪。《大江报》案同样遭到各地报纸的批评，居然就没有一个向着朝廷的，搞得湖北当局很是被动。但案子已经出来了，不审不判是不行的，不处理只能让当局颜面更加扫地。碍于舆论，詹、何二人仅仅被判了八百元罚金，但两人没钱交，其实更是不想交，最终判刑一年半折抵罚金。在牢里待着，对于当局来说，其实就是扎在心头的两根刺，时时刻刻在提醒民众，政府正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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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牢里没待几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党人打开牢门，迎接两位大英雄出狱。不久，两人来到汉口，干起老本行，复刊《大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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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革命阵营出现了分裂趋势，政党政治已经开锣，各种旗号的政党纷纷成立，相互之间谩骂、争斗都很寻常，更出格的还有暗杀。那些报人革命家一向拿报纸当阵地，拿笔杆子当投枪，事事制造舆论，走的还是反抗清廷的路线。他们也不知道报纸是社会公器，不能全然拿来党同伐异的。有了党争的背景，报人的命运就更加莫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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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个“拉郎配”来的革命首领，本来就与坚持同盟会立场的革命者有些隔阂，那些资深革命家也不大瞧得上这个首义元勋，像张振武这样脾气火爆的人动不动就给他难看，这也给黎元洪日后杀他埋下祸根。黎那时已是副总统，共和党首领，那些革命家报人，成天在报上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来的段子，明显是在羞辱他。这种事《大江报》自然也没少干，这让黎怀恨在心，总寻思着找个由头报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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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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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政党纷纷成立，信奉“社会主义”的江亢虎组建了中国社会党，跑到武汉宣传“社会主义”，投稿于《大江报》。其实，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主义”，说是“无政府主义”才比较贴切。何海鸣读了江亢虎的来稿，认为立论新颖，不仅刊登了还配发社论予以推介。黎元洪想整《大江报》正缺个借口，看到江亢虎的宏文，不由心中一喜，他发出全国通缉令：“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近乃益肆猖狂，毫无忌惮，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说，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着军警即行查封。该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等，现尚在逃，应请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而维法纪。”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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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令一出，立即遭到上海报界强烈反弹，《民立报》、《民权报》等七家报纸联名给黎元洪发出公开电：“公封《大江报》，拘社员，并通电全国，严缉何海鸣、凌大同就地正法，虽野蛮专制时代亦无此怪剧。公任民国副总统，乃竟违背国宪，蔑视人权，天下后世将谓之何？乞速取销全案。”322然而报界反对无效，黎元洪仍旧强行查封《大江报》，捉拿该报报人。何海鸣因提前听到风声，立即“跑路”，捡回一命。凌大同运气较差，在逃难路上被侦探抓获，鉴于他的记者身份，不经法庭审判，不宣布罪状，说杀就杀了。黎元洪在通缉令中说要维护法纪，不过是个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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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报》被封次日，蔡寄鸥在《民心报》上发表一篇《哀大江报》的文章。文中说：“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元洪，亦不能曲为之讳。”黎元洪见报大怒，立下手令，将蔡拿到都督府。幸得蒋翊武求情保释，才得以脱险，但《民心报》也就此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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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寄鸥出狱之后，依然没有消停，过了江接办革命阵营里的《震旦民报》，坚持声讨黎元洪。黎元洪的共和党阵营也有一家报馆，名叫《群报》，大张旗鼓，与《震旦民报》唇枪舌剑，打起了口水战。《震旦民报》发表邓狂言所作的社论，斥责黎元洪于辛亥革命首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群报》反唇相讥，称赞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是空城之计。”323这两句蹩脚的辩护等于承认事实。其实，“匿迹床下”很可能是一个适合传播的段子，几位起义当事人的回忆，说法不一，而把黎元洪从藏身之地硬请出来的两位首义志士后来都死了，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成了一段历史悬案。《群报》的蹩脚辩护又给《震旦民报》提供了素材，又刊登两篇小说《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继续挖苦黎元洪。这些笔墨官司，热闹是热闹，其实没有多大意思，但那时的报人就处于这样的阶段，不论革命还是反革命，成色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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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命派报纸羞辱抹黑之词，黎元洪愤懑至极，军爷有钱有枪，威胁利诱不成，就让枪杆子说话，找个借口不难。要不是后来英国律师送信，蔡寄鸥在劫难逃，但报馆又被关了。蔡寄鸥亡命江西，跑到李烈钧那里。邓狂言则躲进一家旅馆，身无分文，天天大骂袁世凯、黎元洪，后经侦探查获，被捉将官里去，受尽酷刑，惨不忍言。因为他是清朝举人，有人替他说情，得免于死。在党争的初级阶段，没法律可讲，往往有个好人缘就能捡回一命。然而邓狂言出狱之后，已被整成废人。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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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曾说，辛亥革命是由几个激进的报人鼓吹出来的。对于革命报人，清政府还真就没杀几个，像詹大悲、何海鸣这样的激进报人，清廷不是不想让他们死，但碍于舆论还是轻判了事。但革命后的政权对付报人可就凶狠多了，他们知道舆论厉害，不走繁琐的审判程序，秘密枪杀，绕开舆论，一点噪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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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报人被杀背后几乎都有党争的影子，他们的言论或有偏激和错误，但不能由被冒犯的官员来裁定，更不能以“就地正法”的野蛮方式来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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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山大王砸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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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光复速度之快，如同打翻的墨水洒到地图上，瞬息之间湮成一片。浙江光复之后，王金发带着三百号人，在皎洁的月光下，打着灯笼，摇着白篷船，一路零星地朝天鸣枪，如同放爆竹，朝绍兴逶迤而来，之所以搞得跟“印象西湖”似的，是因为他是来绍兴就任军政分府都督的，不用攻城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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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