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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新都督的队伍里，有后来的大文豪鲁迅，他和王金发是老朋友了。此刻他有点窘，因为他带着学生在这儿白等一天了，不是信息不准确，而是新都督王金发故意迟到，以造成一种众人引颈期盼的效果，显得更有范儿。鲁迅看到的王金发骑着高头大马，剃着大光头，对于刚刚剪了辫子的民众来说，这种光头猛男式的新造型既有威武剽悍的感觉，也有一点滑稽。新都督在绍兴老乡印象中威风八面，然而在老朋友那里则未必如此，专门来都督府拜访他的老朋友范爱农对王金发的光头特别有兴趣，毫不顾忌地上前摸了一把，说：“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搞的金发哥哥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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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的光头造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那时的留日学生流行剪辫子，而他特立独行，索性推个精光，清爽，走到哪里都是亮点，都有人围观。他和鲁迅在日本相识，几十年后，王金发之所以还享有一点知名度，多得益于鲁迅的散文《范爱农》。其实在辛亥年间，王金发比鲁迅影响力要大得多，孙文夸他“东南一英杰”，黄兴夸他“东南名士，英雄豪杰”。鲁迅和王金发都是光复会会员，但鲁迅后来羞于讲述自己的革命家史，在革命功劳簿上他实在没什么记录，他曾对一位日本友人说过，革命党曾派他去暗杀，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孝子，革命党人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了。”如果革命党派王金发执行暗杀，他肯定欣然前往，尽管他和鲁迅一样都是幼年丧父，都是大孝子。这么说并非贬低鲁迅，而是两人的个性与经历迥然有别。鲁迅是地道的读书人，而王金发从小就对书本无甚兴趣，更热衷于舞刀弄枪，有侠士风范。在走向革命道路之前，他是当地乌带党首领，人称“金发龙头”，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个杀富济贫的山大王。他是大清的乱民，但同时又是母亲膝下的孝子，他居然以大清顺民的面貌，在母亲的强逼下，冒着杀头风险上科举考场两次，据说考中了秀才，但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佐证。像他这样读过一点书，又是会党头目，走上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习惯于运动会党的革命党人，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优质资源。在认识革命党人谢震之后，他参与组织创办了大同学社，完成了从山大王到革命志士的升级。第二年，他又认识了徐锡麟，徐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其后，王金发到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学体育，半年后回国。徐锡麟案、秋瑾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即使是做逃犯，他依然展示了他凌厉的身手，死于他手下的坏分子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他俨然就是王亚樵之前的暗杀大王。在上海、杭州的光复中，他率敢死队，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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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他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他身上的迷人光彩却由红到黑，红黑相间，让人眼花缭乱，如同迷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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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督绍之后，政令迭出，雷厉风行，但多半中途走样，虎头蛇尾。他推出的新政之一就是允许办一张报纸，由刚上任的学堂校长鲁迅当名誉编辑，绍兴的文化人当中，三十出头的鲁迅名头有些响亮了。新报纸取名《越铎日报》，“越”是绍兴，“铎”是警钟的意思。据鲁迅说，办报纸是害怕王金发走向腐败，要用舆论监督他们。报纸的创刊词是鲁迅写的，骈四俪六：“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325。读着很铿锵，读完之后却一句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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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头说了，王金发绿林出身，打天下时用之能战，不过下马治民他真不是那块料，但打天下的结果必然是坐天下，他虽然开牙建府，但他的那颗心属于江湖，他的核心价值观是义气。他做了都督，那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舅舅本是个卖糖的，被委任为盐茶局长，姨表弟任酒捐局长，表兄任禁烟局长，肥缺都给亲朋故旧占尽了。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核心人物。基于江湖义气，三黄干什么他照单全收。他严禁鸦片，可手下的那帮执法处小兄弟各个身藏烟土，一听到举报立即按址搜查，若找不到，就趁翻检之时将怀中烟土置诸箱奁，即可据为佐证，然后大肆勒索。那些无辜乡民始终不知烟土从何而来，百喙莫辩，只好拿钱消灾。如此胡闹比钓鱼执法可恶多了。至于强取财物，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他也下手整治过，无非是微服私访那一套，几个倒霉蛋被他抓个现行，他亲自动手一枪毙掉，军纪为之一肃，然而他哪能天天干这种便衣警察的活儿呢？好上几天，然后一切照旧。至于他自己，也在抓紧腐败，被周围人捧得忘乎所以，干什么都要摆谱，他把外祖父从乡下抬来享福，还要摆队鸣礼炮，把老爷子吓个半死，回家没几天，咽气了。他自己每日醇酒妇人，闲暇时携美女，侍以卫士，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小城百姓戳他脊梁骨，他自己以为大丈夫就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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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鲁迅的脾气，对乌烟瘴气的军政府自是看不惯。由他挂名的《越铎日报》一开张就开骂，首先是军政府及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那些弄权刮地皮的货色无一幸免。鲁迅在《军界痛言》里直言：“今也吾绍之军人，其自待为何如乎？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任，而演无聊赖之恶剧。”326这是直来直去的批评，更多的文字巧用双关，夹枪带棒，很有点鲁迅后来的文风。有一回，军政分府发布告，说要出去视察，却说是“出张”，这本是出门视察的一个古雅说法，报上就挖苦说：“都督出张乎，宜乎门庭如市也！”另一篇文章的结尾，则有“悲夫”二字，看上去没甚稀奇，但绍兴人都知道，军政分府里有一个叫“何悲夫”的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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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督的地皮上骂都督，是要有些胆子的，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名义杀报人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过鲁迅和报社的几位同仁都是硬骨头，革命成功之后办报的人都很意气风发，从前皇帝都敢骂，现在骂个小小的都督，凭什么不可以，再说那些乌七八糟的烂事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有时一开骂就是十几天，连篇累牍，骂完这个骂那个，题材遍地都是。王金发给骂得坐不住了，托人捎话给鲁迅，说王都督很生气，他出钱办报，怎么还老骂他，太不给面子了。不知怎么地，话传话就传歪了，说是王都督要派人拿枪来杀他。这可把鲁迅的母亲吓坏了，那山大王脾气来了，十个鲁迅也是敢杀的。但鲁迅知道，王都督生气是一定的，但还不至于要杀他，革命党跟山大王毕竟还是不同的。身为学堂校长的鲁迅索性幽他一默，说学校经费不足，都督再给点钱。王金发气不打一处来，板着脸说：“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银子送到我这来孝敬，你倒好，反而还要来拿钱。要，就给你一些，下次没有了。”对长他两岁的鲁迅，他一点脾气没有。等这笔钱用完了，鲁迅知道绍兴待不下去了，打个辞呈，准备到南京的教育部去，王金发正憋着一肚子火，也不挽留，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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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走后，《越铎日报》继续办，继续骂，越骂越凶。王金发给骂急了，只好送钱，500大洋封口费，不算少了。几位主持报社工作的人还是想收钱的，因为报馆缺钱，但收了钱还骂不骂呢？经过讨论，钱照收，人照骂。他们的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在言论自由时代，这理由倒也没错，可那是民国啊。就是搁现在，很多媒体还有一张不公开的保护企业名单呢，那些企业都是投了广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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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铎日报》收了钱，还是在骂。这回，王金发不干了，一个堂堂都督不能给一帮文人这样欺负。于是，一帮丘八冲进报馆，不管三七二十一，逮谁揍谁，几个来不及跑的书呆子给打得不轻。最惨的要数孙德卿，他也是个光头，爱听鲁迅演讲，爱坐第一排，逢鲁迅提议，必说“鄙人赞成”。鲁迅到南京后他就成了报馆主持人，那些大兵大约也知道他的身份，下手最狠，照他大腿生生地刺了一刀。孙德卿被刺之后，又疼又怒，想当初，金发大哥来上任的时候，是他自掏腰包买了一百多熟鸡蛋给迎接王的学生当夜宵呢，才几个月的功夫，竟然下此狠手。怒极的孙德卿一瘸一拐地跑到照相馆，脱了衣服拍照为证，他深知有图有真相，这张照片要广为散发，让天下人都知道军政府野蛮打压报人，压制言论自由。但要想完美展示他的一寸来宽的刀伤真不容易，若拍全身，刀伤小到几乎看不见，若拍腿部特写，又如何证明受伤的是孙德卿呢，权衡一番还是拍了全身照。寄出去的照片，鲁迅自然也收到了，拆开信一看，吓一跳，赤条条一个孙德卿，“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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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卿被刺之后，《越铎日报》骂王金发骂得更狠了，王金发自打砸过后，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诸如封报馆抓人啥的，说明这个有山大王色彩的革命党人对报纸言论还是保留了基于底线的敬畏，打砸一番出口鸟气算了，随你怎么骂，大王唾面自干。比起后来的军阀封报馆、抓报人、杀报人实在是客气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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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军政分府撤销，王金发在民众的唾骂声中灰溜溜地离开绍兴，跑到上海买洋房去了，他的收获就剩下钱。几年后，政局更加波诡云谲，他被浙江都督朱瑞诱捕，死于无情弹丸。朱都督比王都督狠多了，对付报人，朱都督能一口气连封五家报馆，抓报人更不在话下，哪像王金发，送了钱还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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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舆论是一头肥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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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信息流通是专制极权的天然死敌。晚清的最后几年，随着报纸的勃兴，舆论的力量愈来愈不容小觑，稍微开明一点的大臣都知道报纸有益于国事，虽然常常让他们不舒服，但官员们也不轻易封报禁报，不跟舆论对着干。时代演进，大清的统治高层对舆论的认识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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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最高层对舆论认识的分裂生动地体现在张之洞和摄政王载沣的一段对话上。那是1909年，直隶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非吕海寰不可，庆亲王奕劻却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当面询问摄政王有无其事，摄政王说确有其事，张之洞反对，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摄政王很淡定地说：“有兵在。”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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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的愚蠢在于，他以为枪杆子能摆平一切，包括舆论。作为帝国事实上的最高掌权者，他的认识还停留在他爷爷的水平。张之洞说摄政王的“有兵在”是亡国之音，果然在老张驾鹤西去的第二年，大清朝就亡了，掘墓的恰恰是大清训练的新军，可见“有兵在”是多么谵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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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载沣之后的中国最高实权者，对舆论的认识显然要高了一个段位，但高也没有高到哪里去。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如同这大好河山一样不过是一头肥鹿，他们从来没有泯灭那颗主宰操纵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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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舆论和他们的利益相符的时候，他们也会打出舆论牌，貌似很尊重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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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袁世凯自洹上村复出，做了内阁大臣，不久即命唐绍仪到上海与革命党议和。但清朝亲贵，如恭王溥伟、肃王善耆等，大大的不以为然，公推代表向袁世凯质问说：“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大清柱石袁世凯说：“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恭王、肃王等一听，无语凝噎，只好各携眷属出京逃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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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朝廷叛臣，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但讨伐民意代表，舆论会沸反盈天，轻重得失袁世凯心里很清楚。他利用舆论抗辩质疑，并不代表他对舆论保持谦卑与敬畏。他对舆论的真实态度完全是工具化的，能利用的就利用，不能利用就毫不留情地打压，和对待政敌的态度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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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其写于1909年的专著《袁世凯》里认为袁世凯有“五大可惜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摧折舆论。他认为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交替、党派林立、革故鼎新之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莫若利用舆论。而袁世凯在组织责任内阁时，面对朝廷内外的强大阻力，他不知道组织机关报馆，主持舆论，反而迁怒于报馆，抓报人杭辛斋，流放彭仲翼，枪毙范朗秋。不知道制造、利用舆论，而一味打压反对声音，致贻跋扈之讥。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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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佐藤铁治郎这本大作同样被袁世凯封禁。当这本书印刷完毕，正准备装订成册之际，突然受到干扰。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闻风而动，他们认为此书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本的关系，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亦前来干涉，要求妥善处理。最后这批书全部被烧毁，只留一本以备检阅之用。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引用此书，就是因为当年侥幸留了一本，这本样书没有装订，因而遗失了一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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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铁治郎认为袁世凯摧折舆论是事实，但说袁不善制造和利用舆论，那是因为他写书的时候是1909年，没有看到几年后老袁帝制自为时的表现。对于报人，他向来都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先收买，为己所用，收买不成再打压。自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借镇压“二次革命”之机，顺手就将民党报纸全部收拾了，史称“癸丑报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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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他的一番整顿，北方的报纸全在他的控制之中，为帝制大造舆论。“袁氏伪号甫经宣布，北京各报一致以洪宪元年揭诸报端。参政院劝进之案，尚未通过。而各报又一致有皇帝之颂，今上之称。”330报纸的统一行动，发出高度一致的声音，没有来自极峰的旨意，怎么可能呢？说袁不善制造利用舆论真是小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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