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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他的一番整顿，北方的报纸全在他的控制之中，为帝制大造舆论。“袁氏伪号甫经宣布，北京各报一致以洪宪元年揭诸报端。参政院劝进之案，尚未通过。而各报又一致有皇帝之颂，今上之称。”330报纸的统一行动，发出高度一致的声音，没有来自极峰的旨意，怎么可能呢？说袁不善制造利用舆论真是小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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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称帝，他下面的一帮吹鼓手们不仅善于制造舆论，彼此之间还为争宠而展开竞争，以至于各种翻新、创意迭出。旷世逸才杨度组织筹安会进行理论鼓吹，梁士诒耻居其下，组织“各省联合请宴会”，连乞丐、妓女都被发动起来请愿，劝老袁早日登基当皇帝。虽说都是底下人干的，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袁世凯不好这个，底下人能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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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政海轶闻》里提到，当时有人密询袁氏：“公欲称王称帝，自为之可耳！即不然，得群雄拥戴，于事良便。奚必假手群儒以制造民意？”袁笑曰：“吾不欲开武人干政之端。至于所谓民意，不经制造，安有民意？吾为此，或亦未能免俗耳！”袁世凯的回答比那个脑残的载沣高明多了，他不迷信“有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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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舆论向来是人们在交流、争议中自然形成的，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源于有目的的引导。袁世凯对舆论的形成未必有这样清晰的认知，但他显然对“有目的的引导”很有心得，以至于认为通过舆论鼓吹，就可以形成自己想要的民意。结果，后人称他制造出来的玩意儿为“假民意”，把自己害得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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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曾写专文讨论政治人物与舆论的关系。他与佐藤铁治郎一样，认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是利用舆论的典范。当时，赫胥黎评格莱斯顿说：“格公诚欧洲最大智力之人，虽然，公不过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而格莱斯顿的朋友约翰·摩礼则说：“不然。格公者，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即其所创造者而已。”梁启超觉得两人的说法都各有道理，但他进行了发挥，“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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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公共性，为一己之私制造出来的舆论怎么可能与公共性兼容，怎能是真实的民意？通过控制报纸，左右舆论，形成符合自己利益的民意，这就是袁世凯的舆论控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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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虽以身败名裂收场，但他的政敌孙文却发展出了影响至今不衰的“党报思想”。在这位被尊为“国父”的革命家眼里，新闻就是宣传，党报应是体现“舆论一致”的典范，他强调：“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舆论。”他半带恭维地对记者们说：“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332这位伟人到了晚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与他年轻时所持的新闻自由主义渐行渐远。他的党报思想在他身后，不断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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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袁大头还是孙大炮，他们对于报刊舆论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控制报刊即可操纵舆论，将民意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尽管当时传播学上的“魔弹论”，还没有被总结出来，但他们对报刊所持的观点完全符合“魔弹论”。这种后来被抛弃的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对人的作用就像枪弹打在靶子上一样，颇像射击场里所见：瞄准射击，靶子应声倒下。”333在大众媒体出现不久的中国，其传播效应确实合乎“魔弹论”。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报刊都是效果惊人的催化剂。当一种新事物刚刚展示出它魔术般的效应时，人们往往会夸大这种效应，以为它无所不能，“魔弹论”就是一种对传播效果的夸张，成为政治“洗脑”的理论依据。它完全忽视了人并不是被动的靶子，人完全可以不接受那些宣传子弹，也就不会应声倒下，迫于压力，最多表演一下假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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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官报的失败，袁世凯和国民党宣传的失败，无一不说明舆论从来就不是一只能被强人、强权乃至党派所主宰的肥鹿，迷信“魔弹论”，是把臭蛋当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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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章士钊的倔强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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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一生颇为奇特，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都是左右逢源的不倒翁，其人生际遇之好让人叹为观止。张鸣教授评章士钊，说他是“顺人”：“章士钊日子过的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334顺人很容易被联想为思想上无一定宗旨的风派人物，像墙头草一样随风俯仰，但章士钊不是这样，他的个性其实很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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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成名于“苏报案”，是个时人熟知的革命党。但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时候，他却坚决不肯入会，和两年前的激进态度判若两人。这让很多老朋友都不甚理解，好动粗的马君武同他激烈辩论，气急了饱以老拳，可是他不为所动。拜把大哥章太炎和孙毓筠一起去劝他，“动之以情，更劫之以势，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庐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卒不许”335。搞霸王硬上弓也不行。同样拜过把子的张继不死心，对章太炎提议请美女吴弱男出场，来个玫瑰攻略。吴弱男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掌上明珠。早在当《苏报》主笔的时候，章士钊就对吴弱男有了倾慕之心，而吴弱男对章士钊的文章则爱不释手，并将他的文章译为英文印出。1905年春，吴弱男到日本，成为同盟会的英文书记。章太炎本是她的长辈，请她去劝说章士钊入会，她自然答应。不料章士钊还是坚持己见，并托吴弱男转语孙中山“爱情与政治不能相结合”。但两个互相倾慕的人是可以结合的，在多次接触中，两人成了情侣，不久订了婚约。有人笑话章太炎，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章士钊拒不入盟，纠缠了很长时间，直到黄兴出面帮他解围，“卒之克强明吾本怀，敢证忠纯不二，听吾自择，众亦释然”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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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英国时期的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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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倔强在朋友眼里难以理解，他已经不是《苏报》时期为革命喊打喊杀的毛头小伙子了。流亡日本之后，他对过去的革命行动有所反思，“……亡命海外。则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黄，不与交往”337。他没有参加同盟会，并不表示他在思想上停止了革命，而是认为革命也是需要分工的，不能都去放下书本闹革命，否则“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338。所以，那段时间他闭户读书，从ABCD学起，为出国深造做准备。事实证明，“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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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英国报纸对起义议论纷纷，毁誉不一。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闻之而起，他深知国外舆论对国内革命的深刻影响，立即择取西方报刊对中国革命抱同情和支持态度的言论，专电发给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章士钊的欧洲专电截止到12月6日他回国前夕，有时一日一电，有时一日数电，这些经过章士钊有倾向性地择取的信息，对坚定国内革命信心、鼓舞士气起了不小的作用，于右任曾说：“武昌举义后，欧洲电报收效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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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回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孙中山本有意请他担任秘书长，因他迟到一步，这一职位给了胡汉民。革命之后论功赏位，各部长官都有人选，见章士钊无官可做，黄兴对他说：“各部长官，多久旷未到，君一试何如？”他说：“否否，吾有铁饭碗在，公何忘却？”黄兴恍然大悟，知道他愿意干他的记者老本行。当时于右任正在为《民立报》物色人才，听说他愿意办报，大喜过望，立即聘他担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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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章士钊深知“此中有铁门限，逾越不得，盖吾非同盟会员也”340。果不其然，几个月后，他遭党人攻击，他的政治面貌成为最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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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士钊入职《民立报》时，就与于右任约定“务持独立二字”，不受同盟会一党一派主义的限制，持中立立场，“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进以稳健之论，使不失天下之望”341。这些主张，在他留学五年的英国已是常识，但在中国却很超前，势力大张的革命党人对报纸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报纸是宣传鼓吹的工具上，党报可以批评党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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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章士钊的主持之下，别的民党报纸不愿登、不敢登的文章能在《民立报》上刊出。章士钊自己同样直言无忌，著文论政直抒己意，置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不顾，甚至有所批评。在政府组织形式是采用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问题上，章士钊始终主张内阁制，而临时政府在孙中山辞职之前实行总统制，辞职之后才改为内阁制，以便于钳制袁世凯；在定都问题上，《民立报》发表社论主张定都北京，而孙中山在向南京参议员辞职时，却申明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并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在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事上，《民立报》也持异议，这笔借款后因各方反对终于没有成功。在这些临时政府的重大抉择上，作为同盟会喉舌的《民立报》都公然与首脑机关唱反调，让同盟会中的一些人大为恼火，为什么党报让一个非党员主持。虽然有些文章并不是章士钊写的，但账都要算到他这位主笔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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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士钊辞去《民立报》主笔的前一个月，报界发生震惊中外的同行互殴事件。原来在1912年的7月5日，进步党机关报《国民公报》在社论中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这让同盟会报系的报人怒不可遏，于是同盟会系统的7家报馆20余人相约前往《国民公报》馆问罪，将该报经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殴至“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并将承印该报的群化印书馆全部捣毁，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连带该馆承印的数家报纸也被迫停刊342。这帮拿笔杆子的报人操起棍棒来也很了得，这起事件迅速成为传遍世界的报界丑闻。虽然7家报馆事先约定，此次行动不以同盟会的名义，而是“报馆打报馆”，但谁都知道踢馆的背后是纷乱的党争。对于这样的重大事件，《民立报》自然要发表社论表明态度，报社经过讨论后认为，此事完全由肇事的同盟会会员个人负责，并决定由章士钊执笔，发表社论《论北京报馆冲突事》，声明“此个人责任问题，有若干人与其事，即由若干人负其责。苟或违法，与其事者不得借机关之名以自解，执法者亦无须回顾机关而为所牵掣也”。对借此次事件大造舆论，说同盟会作为政党打人的说法，社论则说：“此在偏于感情之人，当有此联想，而实法律上之绝大之误会。夫行政官厅，法律赋以行政自由权者，吾且不许其有此特权，同盟会仅一政治结社与他党等耳，又安得妄加暴举于所不快意之人。”343这样的论调与7家报馆的事先约定并无二致，都是将肇事之人与同盟会撇清。但同盟会中的激烈分子则认为《民立报》不支持他们，对此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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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章士钊阐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认为当时所有的政党，包括同盟会，全部得解散，就正反两方面的政策分组两党，共同参政，得多数票者管理国家，并强调“听反对党的意见”是执政党有党德的表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毁党造党说”。此论一出，党人纷纷群起而攻之，胡汉民说他“为《民立报》编辑，不特不尊重同盟会之政纲与党议，且时事讥弹，立异说，谓个人不党，当如是也。于是戴季陶任编辑之《民权报》，邓家彦任编辑之《中华民报》，皆与《民立报》对垒笔战。同为民党言论机关，而呈此种怪现象，则右任等之过也”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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