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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攻击他，《中华民报》居然刊登文章说杨笃生在“遗书”里说章士钊过去是政闻社成员，与梁启超在政治上有关系，意思说他革命家底不清不楚，是潜伏在革命阵营中的保皇派，企图在政治上打倒他。而所谓杨笃生的“遗书”其实子虚乌有，《中华民报》为打倒章士钊到了不惜造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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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在后来评述民初报界时说，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345。而他自己也因抱定“言论独立”的宗旨，秉行倔报人的本色，在汹涌而起的反对声浪中，离开《民立报》，对于右任的百般挽留，他表示：“攻我个人旧事，我全不在意，惟我非同盟会党员，以后问题日多，倘持论与同盟会少数人不合，伊便谓我借同盟会机关攻同盟壁垒，为同盟奸细，我于道德上无以自解。故决意不就。”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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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章士钊与王无生创办《独立评论》，继续他的独立言说。当他听说王无生暗受袁世凯的津贴，便废然搁笔。其后，再办《甲寅》，成为《新青年》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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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的言论表现，名报人黄远生赞誉说：“以今日号称言论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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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黄远生：死于党派暗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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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像黄远生那样独立自尊、无党无偏的新闻人伟大而稀少，如果历史真能穿越，搁在今天，他伟大而稀少的标本意义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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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报业的黄远生是当时罕见的优质青年，他的履历让人艳羡。黄远生，字远庸，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个书香之家。1905年，中国科举的最后一年，他考中进士，同榜进士中有谭延闿、沈钧儒、叶恭绰等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他最年轻。这位最年轻的进士没有在科举之路上一路狂奔下去，而是踩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急刹车——在殿试中故意考砸。因为名次殿后的人有两个机会，一是当县令，一是放洋留学，而他看中后者。有人曾问他：“您老人家为什么不当县太爷，要去日本留学呢？”他反问：“你看过《官场现形记》没有？我怎么忍心坐在公堂上打老百姓的板子呢？”他就是这样淳朴可爱，如阳光下的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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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黄远生自日本学成归国，此时清廷正在以日本为楷模进行新政改革，像他这样来自日本名校的“海龟”立获重用，被委任为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但他志不在官场，公余之暇，他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为报纸写稿。一位曾经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官员点拨他：“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接受他的建议，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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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报界党争随着革命由日本延入国内，黄远生进入报界正是在这样一个无序的混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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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过进士，留过洋，又混迹过两年官场，这样高起点的新闻记者在民初报界一时无二。黄远生一出手就显得非同一般，笔锋所向，都是大时代中的大事件，诸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唐绍仪被迫辞去内阁总理等等。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真相挖掘机”。在新闻品类中，最有魅力的还是高层政治内幕新闻，这种题材对读者最有吸引力，黄远生恰恰擅长此道。他的人生阅历让他与很多政要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对他也十分客气，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还经常约他谈一些内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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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派偏见横行的民初报界，黄远生获得政界要人信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奉行新闻客观主义，将报人的主观偏见降到最低。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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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惟一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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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未来留一信史的责任感来撰写他的报道和评论，在党同伐异的民初报界，他的这一观点在应该多元并存的新闻理念中如同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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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党争，更鄙视报界无所不在的党派之见，他说：“法治之国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一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之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348他数次登报声明，自己誓与一切党派断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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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初报界，不站队而又敢于战斗的记者凤毛麟角，黄远生却是最有个性的独立报人。对当政的老袁、在野的老孙一个都不客气，其批评所向都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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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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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地位极为尊崇的孙中山，他同样不感冒。他在采访孙时委婉地说：“先生之乐观说，我们是很佩服。但是先生的老同志，如汪精卫、蔡孑民，个个都上西洋，似乎又很消极。就此看来，似乎乐观派的人不很多。”350他借黄兴评价孙中山，“记者眼光中之黄克强，盖一率直热诚之人。……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故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教仁）系而兼黄（兴）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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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他对孙与日本财阀之间的秘密外交多有揭露，孙为取得执政地位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秘密外交已经为今日的历史学家所证实。今日的历史学家挖掘历史真相是安全的，因为孙已经死了，然而在黄远生的时代他的那些报道对革命党的建国大业太具杀伤力了，为他后来的横死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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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业新闻记者生涯不过短短4年时间，梁启超曾撰文《中国三少年》，对民初三个有为的年轻人表示赞赏，第一名就是黄远生；他又与刘少少、丁佛言一起被誉为“新闻界三杰”，他们是20世纪初最拉风的意见领袖。然而名气大了，各方政治势力都想拉拢他为自己鼓吹，他那支笔也着实厉害，一文既出，风行海内外，当时有诗赞曰：“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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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这个纯洁的报人身上找出污点，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确曾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认为袁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新中国成立后，在清查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3日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内称：“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份条陈让历史学家相当吃惊，认定这是黄被袁利用的证据。而内务部回复也让黄远生相当吃惊：“查本部阅报，早已派有专员，即警察厅亦有专员司阅报纸。”黄的条陈真是多余，人家早就这么做了，只是你黄远生不知道而已。黄远生一直有新闻法治的梦想，但他寄望于强权来干涉那些“持党见喜党争”而“祸害”国家和民众的政党报纸，特别是希望能限制被他视为“叛党”的国民党的“喉舌”。后人对黄的新闻法治路径颇多诟病，也确有无可辩驳之处。然而，当时对形象良好的袁世凯抱有幻想的又何止是黄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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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四方物色吹鼓手为自己制造舆论，像黄远生这样的业界大牌自是他的拉拢对象。袁要黄为他写一篇拥护帝制的文章，筹码是10万元外加一个部长位置。黄反对帝制，但又自觉得罪不起袁世凯。他写了一篇语义模糊的文章敷衍，袁看了，不满意，要求重写。黄远生知道躲无可躲，在好友林志钧的劝告下，从北京偷偷溜到上海，辗转逃往日本。在日本，他感觉有人追踪，于是远渡美利坚。在逃亡途中，袁世凯的报纸散布谣言，说他已经承诺做御报《亚细亚日报》的主笔。黄远生的得知后，接连发表声明辟谣，明确表示反对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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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逃到旧金山，惊魂初定。岂料，国民党黑洞洞的枪口早就对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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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黄远生正在用餐，突然两声枪响，黄远生背中两枪，当场毙命。杀手在惊慌骚动的人群中迅速逃离，在确认自己并未暴露之后又返回现场，充当“打酱油”的看客，确认自己的猎物如愿死亡方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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