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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即袁克定，作者注）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即袁克文，作者注）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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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的时候，袁世凯才发现他的反对者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不是星星之火而是星火燎原，不是远在天边而是火烧眉毛——护国军都打到四川了，几个省都宣告独立了。车子翻了想到刹车了，可是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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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想重做大总统，可是众叛亲离，没有人答应。6月6日，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暴病去世，临终前说了四个字：“他害了我。”袁家人猜测，“他”指的就是袁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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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老袁制造伪民意在前，哪有小袁炮制假报纸在后？钳制舆论、控制信息的结果就是人民得不到真相，统治者同样无法获得，企图以假新闻得到好处，自己也会被假新闻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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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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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臣记者”薛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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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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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的报界，有一被人尊为“大哥”的人物，人称“薛大哥”，大名薛大可。在他老家湖南益阳的网站历史人物一栏里，你能找到一个三流运动员的名字，却找不到这位民国年间的报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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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奇怪，在民国新闻界，薛大可一度成为笑柄，“臣记者”三个字像狗皮膏一样贴在他的脑门上，他的个人形象想咸鱼翻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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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袁世凯一心要恢复帝制，一帮文人跟在身边大吹法螺，梦想成为袁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将来也有个好位子坐坐，薛大可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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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薛大可也是一个半截子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时，受风潮鼓动，参加了革命党，反清排满。1904年，薛大可在上海，是军国民教育会一员，这一年11月，革命党人开大会商量下一步革命方略，计划做得很完备，却没想到革命志士万福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搞轰动效应，谋刺朝廷大员王之春。一帮书生设下饭局，专等王大人“入吾彀中”。这个王大人到餐馆一看，大厅里全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当即明了这是鸿门宴，寒暄两句，托辞尿遁。万福华见谋刺不成，自己扑了上去，他哪里是王之春侍从的对手，立即被扭进了租界巡捕房。革命同志一下子进去了十三个，薛大可也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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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薛大可这次不幸死难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肯定要为他记上一笔，但他没死。人没死，后面的事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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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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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薛大可在北京与杨度一道创办《亚细亚报》。翻看那个时段的报纸，火气都特别大，争勇斗狠一个比一个厉害，和今天的网络有些相像。一开始，《亚细亚报》名声也还不错，很有报人风骨，臧否人物，批评时事，管你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从不嘴软。1914年，因为老是让政府难看还吃上了官司，被控违反《报纸条例》。在日本修习过法律的名记者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还刊出他的辩护词。最后以《亚细亚报》无罪结案。中国的报人有一个很悖论的定律，基本上越是吃官司坐牢，名望越高，经历这场官司，薛大可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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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接下来的一幕历史大戏让薛大可积累起来的名声跌成了负数。袁世凯要称帝，杨度一心要做帝师，贩卖他的帝王学，做小弟的薛大可觉得有机可乘，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用现在一个很滥的词来说就是“华丽转身”，成了帝制的吹鼓手，《亚细亚报》成了帝制派机关报。这次转身让他由正角变成了丑角，由呼喊要撵走皇帝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拥立皇帝的帮忙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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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薛大可跑到上海，袁世凯拔数十万大洋让他到十里洋场去“运动”报界，同时创办上海版《亚细亚报》，掌握南方话语权，为恢复帝制做舆论铺垫。这次差事办得有些难看，行贿的首选对象《申报》就不买账，老总史量才不仅不收钱，还给他上了一堂新闻伦理课，说“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云云，这还不算，还在报上刊登告示：“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上海滩就那么大，新闻圈里的人谁不知那个不光彩的家伙就是薛大可。史量才这一招让薛大可灰头土脸，让自己“美得惊动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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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大可创办上海版《亚细亚报》的经过简直就是惊心动魄的过程。在袁世凯登基前两个月，《亚细亚报》在望平街开张了，先头对外宣称加盟的黄远生、刘少少两个报界大牌都没来，薛大可只好亲任主笔。可是，在出报第二天就被民义社的爱国志士扔了炸弹，吓得职员不敢上班。到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时候，《亚细亚报》率先出版“红报”，首创“臣记者”三字，薛大可上表庆贺，在表文中也自称“臣记者”，好像他们都是跪着写新闻报道似的。袁称帝之日，召薛大可等“报界代表”入新华宫赐酒，用一个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着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赐酒罢，薛大可等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享受了一把“元勋之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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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几天后报馆再次被人扔了炸弹，这次报社总经理差一点成了炮灰，薛大可自己也吓得在楼上不敢下来。两次爆炸让报馆的邻居们吃够了惊吓，你这哪是报馆，分明是火药桶嘛。邻居们一起到租界当局告状，租界当局也不给面子，勒令报馆限期搬家。翻翻报业史，堂堂报馆被邻居起诉搬家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也不用搬家，袁皇帝治下四处狼烟，不久自己取消了帝制，回头做大总统。一个以“鼓吹恢复帝制为宗旨”的报纸自然也混不下去，只有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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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薛大可是一文人，无势力也无靠山，事后清算帝制祸首，薛大可之名赫然在榜，成为八大罪魁之一。其实他只是一个小角色，是被拉进来充数的，真正拥护帝制的军阀巨头还在台上风风光光呢。这一点，当年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也看得清清楚楚，他在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355当局之所以要通缉八人，完全是为了塞责舆论，通缉令虽下，却无人认真究办，所以薛大可虽忝为罪魁，但一天牢也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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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记者”三字让薛大可名声扫地，但他热心帝制之心却没有降温。到了张勋辫子军入京搞复辟闹剧，薛大可又一次兴高采烈，秘密进京，给张勋投了门生贴，要求觐见宣统。张勋问他有何目的。薛大可说：“门生不愿为官，但求圣上给我几万银子，到上海开设一帝国日报馆，竭力鼓吹，使反对复辟之徒，渐次归化也。”但张勋这个老顽固一向视报纸如蛇蝎，一听这话，反唇相讥说：“余方欲将全国报纸消灭净尽，始泻老夫之恨，汝还想开报馆耶！此举我极端反对，你老实寻些个别事干干罢。”356薛大可悻悻而去——“臣记者”在张勋这里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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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薛大可一直主持《黄报》，时隐时现，十年之后，“大哥”之名渐次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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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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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整个中国被军阀们闹得乌烟瘴气。张宗昌在北京权势熏天。8月5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了生平最后一篇时评文章，骂张宗昌的心腹红人潘复为“肾囊”。肾囊者，卵蛋也。这么骂人让潘复情何以堪，他哭哭啼啼找张宗昌，求张给自己出气，当天夜里，林白水就被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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