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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名女将，在女杰沈佩贞的率领下，捋袖子伸胳膊，气势汹汹地冲进了京城的南横街，几个行人一看这阵仗，慌忙躲进路边的屋檐下，缩着脖子看一群母狮席卷而过。最奇特的是女将们的身边还跟着一队警察，雄纠纠气昂昂地为她们保驾护航。这支队伍冲进汪公馆，把大门擂得山响，门开了，女将们洪水般涌入厅堂，掀桌子摔板凳，一通乱砸，然后厉声喝问：“汪彭年死哪里去了？把汪彭年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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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年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女眷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把人交出来，我们就不走，哼！”女将们没揪到主角，坐地索人，詈骂不止，大段的污言秽语喷薄而出。一通恶骂，没骂出汪彭年，却跳出另一个人，汪家房客、众议员郭同。他出来和女将头领沈佩贞理论，话没说几句，就被沈佩贞扭住领口，一通拳脚，沈手下女将们不甘落后，一齐动手，乱战中郭同的裤带都被抽去了。女将们七手八脚，抬起郭同，喊一声“滚去”，扔到了门口泥地里。只见郭同翻身而起，一手提裤，一手指着众女将丑骂，众女将亦以丑骂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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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的沈佩贞攻打《神州报》社事件，和唐群英打砸《长沙日报》堪称姊妹篇。二位女杰的都有着光荣的革命家史，为女权、为名誉都不惜大打出手。但二人对当权者的态度大不相同，这决定了一个是流氓，而另一个却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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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1912年为界，沈佩贞的人生前半截光彩照人。她是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倾心革命排满。在天津筹划起义的时候曾被直隶总督陈夔龙逮捕过，但陈不想激化矛盾，把她放了。她要是牺牲了，如今必铜像巍峨，革命史上可与秋瑾并立。武昌起义爆发后，她革命斗志不减，先后组织杭州女子敢死队、女子尚武会，准备参加北伐。迨南北和谈成功，这支娘子军奉命解散。沈佩贞转而投身女子参政运动，她曾在“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如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何为极端手段，就是“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她以激烈的姿态要求男女平等，成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先锋人物。唐群英大闹参议院，掌掴宋教仁，她都有份，虽说野蛮行径不宜褒扬，但因出于公心，只能以瑕不掩瑜宽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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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之后，她和唐群英也就分道扬镳了，唐回她的湖南老家办女学、女报去了，扎扎实实地做启蒙工作，虽说和郑师道之间闹了一出“被结婚”事件，但不失政治家风范。沈佩贞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与当朝权贵打得火热，一个红粉金刚变成了粉红泡沫，虽说风风光光，五彩斑斓，但一戳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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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佩贞攀上的最大权贵当然要数袁世凯了，她随身携带最拉风的物件就是她的名片，上印“大总统门生沈佩贞”，说自己是老袁的学生。道理也不算错，因为她在老袁办的女子学堂上过学。不过，照她的逻辑，在新华宫打扫卫生的也可以印一个名片“大总统同事”，比“门生”听上去更气派。更奇怪的是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反正总统是谁，她就是谁的老乡。沈佩贞的名片老袁也接到过，没说话，没说话就算是默认了，谁拒绝一个会来事的美女呢。老袁对她不薄，一度委任她去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沈佩贞也曾经与人发起成立“女界看护协会”、“中央女子工艺厂”等等，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公益事业，后来的很多讽刺沈佩贞的文章都将这些事迹隐去不提，沈完全成了一个色彩纯粹的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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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以下，北洋大佬江朝宗、段芝贵都与沈佩贞的关系暧昧不明。江是她的干爹，段是她的干叔，干爹干女儿的名声从来就没有好过，民国时也一样。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里有两节专说沈佩贞，说的很难堪。考虑到刘是国民党的人，对分道扬镳的沈佩贞没好感是自然的，在他的“春秋笔法”之下，和沈佩贞打成一片的就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权贵小团体，每天干的就是会客张筵、追腥逐臭的龌龊事，甚至还说她为江、段等人充当皮条客，介绍“女志士”，至于这些伤风败俗的腐败活动怎么被他悉数掌握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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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袁世凯走的沈佩贞成为国民党的攻击目标是必然的，更何况她本人一向行事高调，作风硬朗，沾上权力之后更为泼辣。她有个闺蜜叫刘四奶奶，由于跟她抢风头两个人闹翻。结果京城警厅以抓赌为名，冲进刘府，抓到交通总长、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以后，京城里无人不知沈大门生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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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袁世凯的权力体系里，沈佩贞只是一枚边缘的棋子，负责为袁氏称帝制造舆论，组织女子请愿团之类。一旦真的惹事上身，在丢车保帅的策略下，她就是一枚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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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沈佩贞拉下马的就是《神州日报》。《神州日报》指名道姓报道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脚”。这“嗅女人小脚”本来是中国旧式文人之异常嗜好，像怪人辜鸿铭就特别迷恋这一口。《神州日报》以这样的八卦秘闻揭沈佩贞的短，其政治意图还是在攻击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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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报》馆主汪彭年是名报人汪康年的弟弟，两兄弟都是在舆论界呼风唤雨的人物。这兄弟报人一向对袁世凯看得透彻，也反对得彻底。袁世凯紧锣密鼓推进帝制的时候，汪彭年正在北京参选议员，他不愿手中的报纸成为御用报，正在运作全盘卖给袁政府。撤退之前摸一把老虎屁股，让素来看不惯的袁派人马丢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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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佩贞在报上看到自己的丑闻，果然一跳三尺高，立即要求汪彭年摆酒请罪，并登报声明，但汪根本不予理睬，依旧照登，接连三天。依沈佩贞的个性，“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武力解决是必然的。于是亲率女将二十余名，江朝宗也派九门提督卫士，由少将黄祯祥领队，一同前往汪公馆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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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议员郭同与众女将吵成一团，相互丑骂的时候，刘成禺晚上应酬归来，路过汪公馆，见门口军警林立，围观者众，知汪家必定有事。经过刘一番劝解，双方休战，刘用马车轮流将众女将送回家。第二天，江朝宗放言，汪彭年须请酒登报赔礼，此事方了，否则还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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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汪彭年跑哪里去了呢？原来在女将们叫门的时候，早已溜之大吉。他跑了，此事的主角就不再是他了，而是那位为他出头的郭议员。郭议员用现在的话说是“躺着中枪”，他意气难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事主汪彭年和劝架的刘成禺都成了证人。法院开庭审理，京城报纸记者悉数到庭。北京《顺天时报》刊有《打＜神州报＞案观审记》，记录了重口味的庭审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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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报》，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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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干的人当然乐听骂人丑话，图个乐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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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如何判决，还得由袁世凯发话，京城里谁不晓沈是“总统门生”啊。可不巧的是，上海的《时报》上又爆朱三小姐的丑闻。这朱三小姐是袁世凯的心腹朱启钤的女公子，石榴裙下追求者众，伊想出了汽车择婿的妙计，开着小汽车在街头狂奔，能追上者即嫁之。一众青年爱慕者徒步如飞，在街头开起田径赛，奖品美女一枚，自然使出吃奶力气。后一毛姓青年胜出，伊果然嫁给毛。好作竹枝词的濮一乘在《时报》上写道：“欲把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两桩不相关的事撞到一起，把老袁的牙都撞疼了，“谓都下女风，坏到如此，乃属肃政史夏寿康上整顿闺阃风纪折，训朱启钤严束闺女，并严办沈佩贞”。极峰发话，本来很强硬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再不敢露面，更不敢运动关系去保沈佩贞。结果，郭同胜诉，沈佩贞罚禁押半年。沈大哭说：“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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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霉头的沈佩贞的自此灰头土脸。袁世凯死后，她也曾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试图“复出”，报上也不时登出她的新闻，一时间沈仿佛又成了一位政界要人。为了解决生活费用，她与一位国会议员同居，最后两人又打起风流官司，大报小报又是一片闹腾，最后因纠缠那位议员而被警署驱逐出广州。不得已，又溜回北京，从此以后，这个不甘寂寞的女豪杰彻底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后人说起她，嘴角都难免挂着一丝坏笑。名噪一时的“大总统门生”，晚景也够凄凉了，她当年的战斗佳话，似乎都是用来反衬她后事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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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偷看报纸引发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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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血管快要爆裂的青年学生，像愤怒的潮水般冲进保定军校校本部。他们挥舞着拳头，大声怒吼，以最解恨的语言詈骂校长。光动嘴是不够的，整洁的军校里找不到砖头石块，他们就把砌台阶的砖翻出来，砸烂窗户，冲进校长办公室，捣毁办公家具，把校长威风的相片从墙上扯下来，撕得粉碎扔进厕所。驻保定的第八师很快就开了过来，将学校团团围住，刺刀闪闪，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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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年底的保定军校学生风潮。而事件的导火索居然是学生偷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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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的权力已达到顶峰，但他还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为铺平帝制道路，在关键岗位上袁世凯都会安插自己人。练兵起家的袁世凯自然明了保定军校的分量。5月，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被报纸披露，风潮不断的保定军校的千余名学生闻知此事后，激愤异常，全校罢课，以示抗议。有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言反抗到底。但真正的爱国之举一般得不到褒扬，因为当局脸上挂不住。果然，罢课之后，同情学生的校长曲同丰被调入北京另有任用。曲同丰虽然深得袁世凯和段祺瑞信任，但一般认为他是段祺瑞的人，而老段本人对袁氏称帝很不感冒，袁氏称帝，他得称臣，他这只北洋之虎再也没有上升空间了。段祺瑞的心思，袁世凯很清楚，趁此良机让自己的亲信王汝贤出任保定军校校长，显然是一步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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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贤，北京密云人，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后留学日本，但胸中并无多少墨水。因为深得袁世凯信任，在军队中倒也频频升迁，混得如鱼得水。但他从未涉足教育，以管理手下士兵的粗暴方式去管理学生，不出事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上任伊始，第一次集合学生训话，他就满不在乎地称袁世凯为“袁大皇帝”，急得随从在后面拽他的衣角提醒他，才改口称“大总统”。虽然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但一般场合大家都还心照不宣，不那么直白。所以，王汝贤一开口就让学生反感。王汝贤上任后即规定今后对犯纪学生，以手板、军棍代替禁闭。当时在保定军校读书的张治中在日记中惊呼：“噫！体罚亦居然复古矣！”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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