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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生骂为“粗人”的王汝贤还有一个更荒谬绝伦的规定，不许学生看报纸。给学生提供报纸，了解世界大势，开拓眼界，本是军校教育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晚清，武备学堂也鼓励学生读报。清廷禁止读报只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天下鱼烂，一些地方政府害怕革命党的报纸宣传，才禁止民间私下看报。保定府就下达过此项命令，在保定担任新军管带的冯玉祥回忆说：“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364王汝贤禁止学生读报也算是其来有自，非始作俑者一般来说，打压控制舆论的手段都是针对报馆，而非针对民众。禁止民众读报在所有的报禁中是最愚蠢、最为人嫉恨，也是最没有效果的，因为它直接与人们的注意力为敌，将本无立场的民众推向反对阵营。但王汝贤这个粗鲁的军头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袁世凯，禁止读报符合袁世凯的称帝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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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已经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了，它们要么是袁氏御用的机关报，大吹法螺，歌功颂德，要么就是噤若寒蝉。只有一家由日本外务部主办的《顺天时报》不接受袁政府的管制，公开地反对帝制，袁世凯无法禁阻这份报纸，但又不宜让学生读到。善于领会上峰精神的王汝贤就出台了这个“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的规定：不准学生看报。棍扫一大片，实际上真正的目标是《顺天时报》，那些袁氏机关报可谓躺着也中枪，碰到个粗人真是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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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王校长怎么严防死堵，《顺天时报》还是能偷偷地流入校园，学生们在私底下传阅偷看。学生们最喜欢看这份反对称帝的报纸，那上面的言论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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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立即报告了王校长。王汝贤一方面痛切地感到平时禁止之无效，一方面为示威起见，派士兵把方其道抓到校本部，急令集合全校学生训话，惩治方其道，杀鸡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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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张治中的同学杨樵谷记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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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护兵马弁，刺刀出鞘，分排两行，站在校本部前。校长命令把禁闭室里的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提出来，然后叫方其道跪下。方说：“民主国家学生无下跪的道理！”王又令士兵拖他跪下，但士兵一松手，方又立起，斥校长违法。于是王又叫人把他按倒，接着斥责他：“不叫你看报，你偏要看报。排长警告你，你不服从命令，硬要看报，是不是违法？”方说：“世界各国，没听说禁止学生看报的。校长没来时，学校里有阅报室，学生不独随时可以看报，还可自由订报看。校长禁止学生看报，是什么理由？我们不像王校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能看报。我们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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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话未了，王校长就接着说：“你这个狡猾学生，是革命党，你不招供，先打你二百屁股板子，快打！”随即几个马弁把方其道按倒在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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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所忆与杨樵谷稍有出入，他记得是“痛打四十军棍”，而不是二百板子。不管打了多少下，反正是打了，偷看报纸的方其道被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本来就积累了一腔怒火的学生一下子迸发了，军官学校成了暴动的大本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是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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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王汝贤，见局面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打电话调来他弟弟担任师长的驻保定的第八师，把学校包得跟铁桶似的，并把学生骗上讲堂，收缴了全部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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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方其道被开除，全校停课、停操。校长由教育长杨祖德兼理。学生在岗哨的监视下，连大小便也有士兵尾随。看守学生的大兵也多是一些粗糙人，不可能那么尽职尽责，学生们于是在监视松动一些后，利用接见宾客、送客到门口的机会，换上便衣，插在宾客中混出学校，到南方去参加讨袁护国军。大兵包围学校五六十天中，全校两千多学生溜走了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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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袁世凯暴病而死，洪宪迷梦破灭，保定军校才奉命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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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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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领袖文胆是苦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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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记者生活产生兴趣是在1910年春，他从宁波赴杭州读书，途经上海。他的堂哥陈屺怀在上海办《天铎报》，他在报馆“寄寓数日，闻见渐恢廓，对记者生活，颇歆羡之”367。他曾就铁路国有问题致书杨度，并求教于任职《天铎报》的洪佛矢先生。洪老师看完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刊入《天铎报》并复函称许，鼓励他多投稿。受到鼓励的陈布雷坚定了当报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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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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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陈布雷正担任《天铎报》撰述。在编辑方针上，《天铎报》倾向革命者，但当时的很多报纸都称革命军为逆军，主持报馆的李怀霜十分谨慎，不愿附和，但又不敢称义军，于是模糊称之为“革军”。《天铎报》由陈布雷担任主笔，他曾连写十篇《谭鄂》，鼓吹革命，以至报纸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四千份，有超越《神州日报》、《民立报》之势，陈布雷也因此名声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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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闪闪发光的青春时光。在陈布雷周围，都是一时英杰。第一次走访《民立报》编辑部，宋教仁听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之后，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他回答说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听后为之一乐，指着隔座的吕天民说：“君闻之否，此君乃以报馆为学校。不亦海上奇闻乎？”368自此，二人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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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铎报》馆，陈布雷有数次从政的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他的堂哥陈屺怀领导了宁波光复，曾想留下这个从弟佐军府文书，但陈布雷没有动心，“以纷纷投效者甚多，心不喜若辈，遂谢绝之”。十月，曾在《天铎报》担任撰述的戴季陶特地上门，力邀陈布雷到东北佐蓝天蔚戎幕，陈布雷以父命不许，且不愿离开《天铎报》而另谋他就，坚谢其意，戴季陶很生气，斥他胸无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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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元月5日，外交总长王宠惠带着英文撰写的《告友邦人士书》来到上海准备对外发表。此事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邀请他来报馆，说报馆有位姓陈的评论员可以帮助他翻译。王宠惠起初不敢相信，这个只有四五个人的报馆能有这样的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陈布雷翻译一段，一看，很满意，于是让陈布雷翻译全文，由他自己亲自校对。作为回报，这篇重要文告自然由《天铎报》率先发表。第二天《民立报》的徐血儿拿着报纸对于右任先生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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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惜的是办公室政治。锋芒初露的陈布雷为功名心切的李怀霜所不容，终以各种借口将陈布雷排挤出报馆。但“真金子”总会被人稀罕，几家报馆相继聘他，他选择了老牌报纸《申报》，担任西报翻译。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但始终没有脱离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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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他与另一位报界名笔张季鸾定识相交，富有戏剧性的是，两人的交往是从笔战开始的。那时，陈布雷任职《商报》，张季鸾主持《中华新报》。双方互相辩难的话题我在《陈布雷回忆录》和《季鸾文存》均没有找到。两人往返辩论七八次，陈布雷在《纪念张季鸾先生》一文中说：“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这是事后的谦逊说法，当时主动言和的是张季鸾，他在报纸登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369正是文字交锋，让两支名笔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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