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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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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偷看报纸引发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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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血管快要爆裂的青年学生，像愤怒的潮水般冲进保定军校校本部。他们挥舞着拳头，大声怒吼，以最解恨的语言詈骂校长。光动嘴是不够的，整洁的军校里找不到砖头石块，他们就把砌台阶的砖翻出来，砸烂窗户，冲进校长办公室，捣毁办公家具，把校长威风的相片从墙上扯下来，撕得粉碎扔进厕所。驻保定的第八师很快就开了过来，将学校团团围住，刺刀闪闪，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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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年底的保定军校学生风潮。而事件的导火索居然是学生偷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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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的权力已达到顶峰，但他还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为铺平帝制道路，在关键岗位上袁世凯都会安插自己人。练兵起家的袁世凯自然明了保定军校的分量。5月，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被报纸披露，风潮不断的保定军校的千余名学生闻知此事后，激愤异常，全校罢课，以示抗议。有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言反抗到底。但真正的爱国之举一般得不到褒扬，因为当局脸上挂不住。果然，罢课之后，同情学生的校长曲同丰被调入北京另有任用。曲同丰虽然深得袁世凯和段祺瑞信任，但一般认为他是段祺瑞的人，而老段本人对袁氏称帝很不感冒，袁氏称帝，他得称臣，他这只北洋之虎再也没有上升空间了。段祺瑞的心思，袁世凯很清楚，趁此良机让自己的亲信王汝贤出任保定军校校长，显然是一步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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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贤，北京密云人，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后留学日本，但胸中并无多少墨水。因为深得袁世凯信任，在军队中倒也频频升迁，混得如鱼得水。但他从未涉足教育，以管理手下士兵的粗暴方式去管理学生，不出事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上任伊始，第一次集合学生训话，他就满不在乎地称袁世凯为“袁大皇帝”，急得随从在后面拽他的衣角提醒他，才改口称“大总统”。虽然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但一般场合大家都还心照不宣，不那么直白。所以，王汝贤一开口就让学生反感。王汝贤上任后即规定今后对犯纪学生，以手板、军棍代替禁闭。当时在保定军校读书的张治中在日记中惊呼：“噫！体罚亦居然复古矣！”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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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生骂为“粗人”的王汝贤还有一个更荒谬绝伦的规定，不许学生看报纸。给学生提供报纸，了解世界大势，开拓眼界，本是军校教育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晚清，武备学堂也鼓励学生读报。清廷禁止读报只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天下鱼烂，一些地方政府害怕革命党的报纸宣传，才禁止民间私下看报。保定府就下达过此项命令，在保定担任新军管带的冯玉祥回忆说：“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364王汝贤禁止学生读报也算是其来有自，非始作俑者一般来说，打压控制舆论的手段都是针对报馆，而非针对民众。禁止民众读报在所有的报禁中是最愚蠢、最为人嫉恨，也是最没有效果的，因为它直接与人们的注意力为敌，将本无立场的民众推向反对阵营。但王汝贤这个粗鲁的军头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袁世凯，禁止读报符合袁世凯的称帝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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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已经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了，它们要么是袁氏御用的机关报，大吹法螺，歌功颂德，要么就是噤若寒蝉。只有一家由日本外务部主办的《顺天时报》不接受袁政府的管制，公开地反对帝制，袁世凯无法禁阻这份报纸，但又不宜让学生读到。善于领会上峰精神的王汝贤就出台了这个“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的规定：不准学生看报。棍扫一大片，实际上真正的目标是《顺天时报》，那些袁氏机关报可谓躺着也中枪，碰到个粗人真是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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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王校长怎么严防死堵，《顺天时报》还是能偷偷地流入校园，学生们在私底下传阅偷看。学生们最喜欢看这份反对称帝的报纸，那上面的言论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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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立即报告了王校长。王汝贤一方面痛切地感到平时禁止之无效，一方面为示威起见，派士兵把方其道抓到校本部，急令集合全校学生训话，惩治方其道，杀鸡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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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张治中的同学杨樵谷记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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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护兵马弁，刺刀出鞘，分排两行，站在校本部前。校长命令把禁闭室里的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提出来，然后叫方其道跪下。方说：“民主国家学生无下跪的道理！”王又令士兵拖他跪下，但士兵一松手，方又立起，斥校长违法。于是王又叫人把他按倒，接着斥责他：“不叫你看报，你偏要看报。排长警告你，你不服从命令，硬要看报，是不是违法？”方说：“世界各国，没听说禁止学生看报的。校长没来时，学校里有阅报室，学生不独随时可以看报，还可自由订报看。校长禁止学生看报，是什么理由？我们不像王校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能看报。我们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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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话未了，王校长就接着说：“你这个狡猾学生，是革命党，你不招供，先打你二百屁股板子，快打！”随即几个马弁把方其道按倒在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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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所忆与杨樵谷稍有出入，他记得是“痛打四十军棍”，而不是二百板子。不管打了多少下，反正是打了，偷看报纸的方其道被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本来就积累了一腔怒火的学生一下子迸发了，军官学校成了暴动的大本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是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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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王汝贤，见局面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打电话调来他弟弟担任师长的驻保定的第八师，把学校包得跟铁桶似的，并把学生骗上讲堂，收缴了全部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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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方其道被开除，全校停课、停操。校长由教育长杨祖德兼理。学生在岗哨的监视下，连大小便也有士兵尾随。看守学生的大兵也多是一些粗糙人，不可能那么尽职尽责，学生们于是在监视松动一些后，利用接见宾客、送客到门口的机会，换上便衣，插在宾客中混出学校，到南方去参加讨袁护国军。大兵包围学校五六十天中，全校两千多学生溜走了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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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袁世凯暴病而死，洪宪迷梦破灭，保定军校才奉命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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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领袖文胆是苦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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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记者生活产生兴趣是在1910年春，他从宁波赴杭州读书，途经上海。他的堂哥陈屺怀在上海办《天铎报》，他在报馆“寄寓数日，闻见渐恢廓，对记者生活，颇歆羡之”367。他曾就铁路国有问题致书杨度，并求教于任职《天铎报》的洪佛矢先生。洪老师看完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刊入《天铎报》并复函称许，鼓励他多投稿。受到鼓励的陈布雷坚定了当报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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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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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陈布雷正担任《天铎报》撰述。在编辑方针上，《天铎报》倾向革命者，但当时的很多报纸都称革命军为逆军，主持报馆的李怀霜十分谨慎，不愿附和，但又不敢称义军，于是模糊称之为“革军”。《天铎报》由陈布雷担任主笔，他曾连写十篇《谭鄂》，鼓吹革命，以至报纸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四千份，有超越《神州日报》、《民立报》之势，陈布雷也因此名声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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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闪闪发光的青春时光。在陈布雷周围，都是一时英杰。第一次走访《民立报》编辑部，宋教仁听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之后，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他回答说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听后为之一乐，指着隔座的吕天民说：“君闻之否，此君乃以报馆为学校。不亦海上奇闻乎？”368自此，二人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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