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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铎报》馆，陈布雷有数次从政的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他的堂哥陈屺怀领导了宁波光复，曾想留下这个从弟佐军府文书，但陈布雷没有动心，“以纷纷投效者甚多，心不喜若辈，遂谢绝之”。十月，曾在《天铎报》担任撰述的戴季陶特地上门，力邀陈布雷到东北佐蓝天蔚戎幕，陈布雷以父命不许，且不愿离开《天铎报》而另谋他就，坚谢其意，戴季陶很生气，斥他胸无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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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元月5日，外交总长王宠惠带着英文撰写的《告友邦人士书》来到上海准备对外发表。此事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邀请他来报馆，说报馆有位姓陈的评论员可以帮助他翻译。王宠惠起初不敢相信，这个只有四五个人的报馆能有这样的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陈布雷翻译一段，一看，很满意，于是让陈布雷翻译全文，由他自己亲自校对。作为回报，这篇重要文告自然由《天铎报》率先发表。第二天《民立报》的徐血儿拿着报纸对于右任先生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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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惜的是办公室政治。锋芒初露的陈布雷为功名心切的李怀霜所不容，终以各种借口将陈布雷排挤出报馆。但“真金子”总会被人稀罕，几家报馆相继聘他，他选择了老牌报纸《申报》，担任西报翻译。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但始终没有脱离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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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他与另一位报界名笔张季鸾定识相交，富有戏剧性的是，两人的交往是从笔战开始的。那时，陈布雷任职《商报》，张季鸾主持《中华新报》。双方互相辩难的话题我在《陈布雷回忆录》和《季鸾文存》均没有找到。两人往返辩论七八次，陈布雷在《纪念张季鸾先生》一文中说：“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这是事后的谦逊说法，当时主动言和的是张季鸾，他在报纸登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369正是文字交锋，让两支名笔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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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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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张季鸾穷困潦倒，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北方进入孙禹行将军戎幕，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从政。陈布雷听说后驰书敦劝：“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张季鸾回书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370相互期许要做终身报人。未几，他和胡政之共同主办的《国闻周报》出版，张季鸾重归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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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四年，他和胡政之、吴鼎昌接盘《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见面，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报纸摆脱政党报刊，跳出纯粹商业目的，进入更高的独立报纸阶段，是中国报业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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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扼腕的是，在新记《大公报》面世的1926年，陈布雷开始游移于报纸和政治之间，而最终滑向了政治，从此不再回头。这一年，北伐中的蒋介石赠陈布雷一张签名照片。第二年正月，经革命元老张静江引荐，陈布雷在南昌谒见蒋介石。二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从此，陈布雷将自己的后半生托付于蒋，成为“领袖文胆”、“天子智囊”，终究没有跳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书生从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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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在坚持抗战的困境中，《大公报》喜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中国报纸唯一一次获得该奖。4个月之后，《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因病辞世，享年54岁。他实现了终身为新闻记者的夙愿，赢得了“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荣誉，于人生选择而言，他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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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从政的陈布雷却常常活在苦闷之中，为人代笔终究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他经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在为蒋介石代写《西安半月记》的时候，他曾为满纸谎言而大动肝火，甚至在墨盒中戳断笔杆。1946年他在写给侄儿的一封信中感叹：“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常常对身边的说：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这些话似乎都是牢骚，就像他对王芸生说的：“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他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新型文人与传统士大夫两种心态让他内心撕裂，他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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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光鲜的领袖文胆实际上是一枚苦胆。想回头重操报业的陈布雷一定会想起他的朋友张季鸾，想起相互勉励做终身报人的约定。在政治诱惑面前他远没有张季鸾那么清醒，这是二人分道扬镳的深刻原因。张季鸾唯一一次参加政党活动是在1906年秋天，陕西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好友井勿幕等人介绍，张季鸾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这时，他才二十岁。当他决定以报人为终身职业时，就不再参加政党活动。1908年，张季鸾短暂回国，井勿幕再次要求他加入同盟会，但被他婉拒，他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371这是大公报后来能提出“不党”宗旨的原因。有时候我想，如果蒋介石看中的不是陈布雷而是张季鸾，会发生怎样精彩的思想碰撞呢？但是，历史没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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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3日，目睹自己辅佐二十年的蒋介石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陈布雷在“狂郁忧思，不能自制”（遗书句）中黯然自尽，终年59岁。在遗书中，这位廉介高洁的人用“百无一用是书生”，评定自己饱饮时代与人生苦汁的一生。他知道他的遗书会被公开，没有提及他与蒋的思想冲突，那种苦闷只能对身边信任的几个人说说：“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日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372他说给同乡好友的这句话揭示了他真正的死因，在内心深处，他从来就不想做一个顺从得令人发指的帮闲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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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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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跋 在网络世界穿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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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观念本身是有力量的。”凯恩斯说：“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两位大哲的格言被频繁引用，它们都是知识分子励志的心灵鸡汤，因而得到格外垂青。不用怀疑两句格言的正确性，因为它们都产生于媒体时代，这个隐含的前提不言自明。如果没有媒体，没有便利快捷的传播，观念真的不过是三两个荒郊野老的促膝交谈，十几米开外就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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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也炮制一句正确的格言：观念的价值在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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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就是一本有关媒体传播的书，是对报纸进入中国最初一百年的历史进程的考察。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传播一些媒介观念和常识，穿插在书中的一些故事和细节，不过是一层便于入口的糖衣。我不想把这本书写得像教堂一样单板，像政治报告一样无趣，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费尽心力地“穿越”到一个个历史现场，回到那些搅动历史风云的传教士、官员、维新派、革命派、报馆主笔、记者、报贩、讲报人乃至骗子的身边，寻觅那些折射时代变迁的蛛丝马迹，我就像电影《武侠》里金城武扮演的捕头一样尽可能去拼接、还原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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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的历史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然而要真的进入一两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去把握当时人的思想、性格、环境、行为，去一一辨明弥漫其间的光明与幽暗、坦诚和矫饰、温情和酷烈又何其难哉！我只是一个新闻史的票友，不在高校，也不在研究机构。当我想要写一本书来安慰自己，当我选定新闻史作为方向的时候，横亘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第一手资料的匮乏，第一手资料是巧妇手中的米，是我穿越历史的飞去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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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进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阶段。我到安徽省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然后兴致勃勃地去查阅老报纸，让我失望的是，馆里收藏的老报纸缩微胶卷最早的是1936年的《大公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书十分难找，典藏书籍也不能外借，办理借书证的收获就是复印了两本《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我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此路不通，得另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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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网络将我送上穿越历史的高速公路，而且没有收费站。强大的互联网几乎一下子解决了我的资料问题，浩瀚如海洋般的共享资料就是我的图书馆。我曾经在一天的时间下载了上百本PDF资料，这些书如果去买、去借、去淘，得花费多少金钱和精力，那些民国版竖排本、手稿影印本要想一见真身几乎是不可想象。那天晚上，不善饮的我忍不住小酌几杯，差点把自己搞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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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多少有志问学的青年要么憋死在资料占有上，要么奔走在查阅资料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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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阅读、爬梳，有关报人报界、家国命运的历史画面开始浮现在我眼前。报纸是历史前进的助推器，是改良和革命的催化剂，中外皆然。借助散发着墨香的报纸，老大中国的近代转型开始了加速度，从器物、思想到制度，中国走过了一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崎岖之路，而报纸报人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鼓吹者和组织者。当历史的片段像电影一样逐渐在我的脑海中变得脉络清晰、细节丰满时，动笔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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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99周年，是这本书正式动笔的日子，之所以选在这天，因为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是围绕报刊和革命展开的。主体部分的写作不过一年，中间还因拍纪录片走完东三省和大西北，费时一个多月。但我要说的是阅读资料和练笔在2008年就开始了，一些篇章贴在我的博客里，有兴趣的网友颇多，坚定了我写下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