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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普通评论员来说，胡舒立式的人脉是一时培养不起来的，但在当下的体制空间下，起码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与开明的部委官员、部委新闻发言人等建立比较熟悉的关系和沟通渠道。我们的评论员不能像美国评论员那样“昨天的酒会上，鲍威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起码可以写“昨天的酒会上，某部长走过来坐到我身边”。这不仅是评论的附加值问题，只有与政界、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才能做出真正的高端时政评论，使时政评论突破低层次的价值判断，而有预测性的事实判断和政治判断力。当然了，那样的时事评论也更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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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三、亲自去调查——以“接地气”戒除键盘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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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的附加值，应该是自己亲自去调查。你不能向上获得权威信息源，但至少可以向下吧，通过采访获得第一手的信息从而作出判断。如果你的评论建立在自己的调查基础上，那么，也会让你的评论掌握一种信息优势，从而增加评论文章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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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息优势来源于评论写作者调查和采访的功夫。我们中青报《青年话题》编辑在编选稿件时特别注重这方面的稿件，并专门开设了一个叫“记者观察”的专栏，刊登记者在新闻现场或面对新闻人时所观察到的信息和建立在一线采访材料上的分析。不过这样的作者还是太少了，大家都满足于键盘上作出即时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举个例子说明记者采访时所观察到的比某些评论者在键盘上作出的判断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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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9日，针对西南交大副校长博士论文涉嫌剽窃事件该校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事，我们《青年话题》刊发了一篇作者来稿，题为《禁止记者入内，西南交大跟谁新闻通气》，根据媒体的新闻报道，批评该校在通报这一丑闻时将记者拒之门外，在大楼入口处，校方安排了三名保安及多名老师“把关”，禁止记者进入。该文刊出后，本报驻重庆记者立刻致电编辑说，他是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的记者，知道这个作者完全搞错了，纯粹是想当然的判断。记者告诉编辑，当天该校就这起丑闻举行了两场发布会，一场是对校内的通气会，一场是向外的新闻通气会，向记者介绍情况，他顺利地采访了当天下午的新闻通气会，其他媒体的十多位记者也顺利进场。那个作者没好好看新闻，完全搞混了两场通气会，人家内部通气当然可以拒绝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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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错就改，冤枉了人家当然得认错。我们后来刊发了本报记者题为《西南交大遭误伤》的评论，评论在澄清后说：我接触过的很多记者和评论者，都仔细查证、小心下笔，生怕弄错了事实和观点，给自己和他人的声誉带来损害。但是，也有不少评论，混淆事实，或者在没弄清楚事实的基础上，就下笔千言。我们发这篇记者来信，既是尊重事实，不避讳我们版面的错误判断，也是一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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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坐在电脑前、依赖键盘创作的时评写作最大的软肋，也看出调查对评论是多么重要。其实，实地和一线的调查给评论带来的不仅是真实，更多的是通过“接地气”增加你评论的信息，也能让你的判断更让人信服。评论家更多时候应该从键盘前走出来，用脚去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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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事实上，许多社论撰稿人至多用一两个小时为一篇稿子进行调查，而不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或者，像汉森那样几乎花上两年时间。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撰稿人。在1994年佐治亚大学海因兹博士所做的一项全国性实地调查中，58％的受访社论撰稿人认为缺少调查时间是一个主要问题。44％认为缺少写作时间是一个主要问题。一个美国撰稿人说：不应允许任何撰稿人坐在社论部办公室里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自我冥想。他应该走出去同人们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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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提到的汉森，为了写一组关于虐妻的评论，她经过7个月断断续续的调查、直面的访谈以及对法庭非公开记录的文件和录音带的申请查看，然后才准备动手写作，她的系列社论《占有与伤害》发表后也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虐妻问题成为该州重要政治议题，新的立法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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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评作者普遍缺少这种调查和采访的意识和习惯，流行用百度写作，看到一个新闻事件后，立刻在百度上搜索相关信息，作出简单的道德判断，然后一两个小时剪贴拼凑出一篇评论。你能从百度搜索到的信息别人也能搜索到，你有的那种道德常识别人也有，读者看到新闻就能预期到评论家会怎么评，看到你的标题就能判断出你会说什么，那么，你的评论怎么能抓住读者的眼球？这样的评论，自然就毫无附加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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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张天蔚也谈到过评论员“接地气”的必要，他批评说“脱离实际、急功近利是当前时评写作的一大弊端”，他说根据长时间编辑稿件的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批“时评写手”的工作状态。经常是某条新闻早晨刚刚在新浪网披露，写手的评论已于下午5点之前发至我们及全国数十家报纸的邮箱。这些评论，大多停留在以若干“普世”的公理为标尺，衡量一切发生在中国的现实，而后做出正确或错误、进步或落后的简单判断。这样的判断虽然有价值、公理作支撑而显得理直气壮，但由于距现实太远，往往成为不着边际的阔论。为了让北青报评论员不陷入上述怪圈，张天蔚于2006年提出动议，要求每个评论员每年至少一次走出北京，深入基层进行调研、考察，以增加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和切身感受。这一动议得到该报编委会的积极支持，也得到各位评论员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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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必有收获，评论员张天蔚以自己赴青海、新疆各地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收获的是什么？就是让评论能超越电脑前思考的那种简单判断，而多了许多现实的理性和情怀，这就是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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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媒体提出一个叫“评论记者”的工作机制，比如华中科技大学评论系教授赵振宇就以《嘉兴日报》为基地，探索“评论记者”，对那种过度依赖电脑和百度写作的评论弊端进行反思：评论员不是坐在办公室写评论，而是到采访一线去，像记者通过采访写报道一样，在采访的基础上写评论。“评论记者”是对那种“键盘评论”的纠偏。我倒以为，不必在价值上将评论和记者分开，评论员本就应该是一个成熟的记者，真正厚重的评论本就应该建立在扎实的采访基础上。评论与新闻的区分，并非表现在后者采访而前者不采访，而是表现在：新闻只能不带主观判断、完全尊重现实地作客观描述，而评论须有旗帜鲜明的判断和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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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四、专业取胜——专注领域积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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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附加值，就是文章的专业性，做专家型的评论员，以专取胜，以专家的视野、专业的深度增加文章的信息和价值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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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2010年1月，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国家旅游局称准备设立“中国旅游日”，围绕“中国旅游日”设立的具体日期，媒体讨论比较热烈。在国家旅游局委托新浪网所做的网民调查中，“3月29日”和“5月19日”两个与徐霞客有关的日期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并且旗鼓相当，我们收到一位旅游专家的来稿，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分析“气候数据支持5·19作中国旅游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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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表明，最适于人类活动的气候月均温在15℃—18℃之间。在该温度下能使人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即所谓的“康乐气候”。中国地面气候数据中，1971—2000年累年月平均气温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除青藏高原、青海的部分地区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均温都在15℃以上；而4月份我国东北、内蒙古、河套至四川中部的以西大部分地区月均温都在15℃以下，西藏、青海的部分地区，内蒙古、黑龙江北部（漠河附近）地区的气温仍在0℃以下，大地尚未解冻，不适合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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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气象学入春、入夏的定义，当平均气温稳定在10℃—22℃为春季。浙江省近54年气象观测资料显示，浙江省南部地区平均入春时间为3月15日，出春时间为5月29日；北部地区稍晚，平均入春时间为3月25日，出春时间为6月3日。由此从晚春的气象学定义上再次佐证了“5月19日”作为中国旅游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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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讲，3月份冷空气活动仍较频繁，气温起伏大，天气变化快。北方地区还有沙尘暴，江南地区也有春季连阴雨的不利影响，使得很多地方不适于旅游。5月份冷空气活动不再明显，气温逐渐回升，一般情况下灾害性天气较少，天气变化也不像早春那么剧烈，适于安排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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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农时角度考虑，选江南水稻插秧以后，中原大地麦收以前为宜。综合各种因素，“中国旅游日”的设立当以不误农时、不悖孝道作为立足点，更应充分考虑气候条件对旅游资源的调节作用。在具体时间的选择上，“5月19日”因其特殊的人文意义和合理的气候条件，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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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分别从气象数据、气候学、地理学、人文学的专业角度分析，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不是专家，没有专业积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评论，这就是专家的优势和专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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