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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张天蔚也谈到过评论员“接地气”的必要，他批评说“脱离实际、急功近利是当前时评写作的一大弊端”，他说根据长时间编辑稿件的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批“时评写手”的工作状态。经常是某条新闻早晨刚刚在新浪网披露，写手的评论已于下午5点之前发至我们及全国数十家报纸的邮箱。这些评论，大多停留在以若干“普世”的公理为标尺，衡量一切发生在中国的现实，而后做出正确或错误、进步或落后的简单判断。这样的判断虽然有价值、公理作支撑而显得理直气壮，但由于距现实太远，往往成为不着边际的阔论。为了让北青报评论员不陷入上述怪圈，张天蔚于2006年提出动议，要求每个评论员每年至少一次走出北京，深入基层进行调研、考察，以增加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和切身感受。这一动议得到该报编委会的积极支持，也得到各位评论员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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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必有收获，评论员张天蔚以自己赴青海、新疆各地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收获的是什么？就是让评论能超越电脑前思考的那种简单判断，而多了许多现实的理性和情怀，这就是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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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媒体提出一个叫“评论记者”的工作机制，比如华中科技大学评论系教授赵振宇就以《嘉兴日报》为基地，探索“评论记者”，对那种过度依赖电脑和百度写作的评论弊端进行反思：评论员不是坐在办公室写评论，而是到采访一线去，像记者通过采访写报道一样，在采访的基础上写评论。“评论记者”是对那种“键盘评论”的纠偏。我倒以为，不必在价值上将评论和记者分开，评论员本就应该是一个成熟的记者，真正厚重的评论本就应该建立在扎实的采访基础上。评论与新闻的区分，并非表现在后者采访而前者不采访，而是表现在：新闻只能不带主观判断、完全尊重现实地作客观描述，而评论须有旗帜鲜明的判断和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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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四、专业取胜——专注领域积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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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附加值，就是文章的专业性，做专家型的评论员，以专取胜，以专家的视野、专业的深度增加文章的信息和价值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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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2010年1月，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国家旅游局称准备设立“中国旅游日”，围绕“中国旅游日”设立的具体日期，媒体讨论比较热烈。在国家旅游局委托新浪网所做的网民调查中，“3月29日”和“5月19日”两个与徐霞客有关的日期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并且旗鼓相当，我们收到一位旅游专家的来稿，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分析“气候数据支持5·19作中国旅游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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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表明，最适于人类活动的气候月均温在15℃—18℃之间。在该温度下能使人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即所谓的“康乐气候”。中国地面气候数据中，1971—2000年累年月平均气温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除青藏高原、青海的部分地区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均温都在15℃以上；而4月份我国东北、内蒙古、河套至四川中部的以西大部分地区月均温都在15℃以下，西藏、青海的部分地区，内蒙古、黑龙江北部（漠河附近）地区的气温仍在0℃以下，大地尚未解冻，不适合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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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气象学入春、入夏的定义，当平均气温稳定在10℃—22℃为春季。浙江省近54年气象观测资料显示，浙江省南部地区平均入春时间为3月15日，出春时间为5月29日；北部地区稍晚，平均入春时间为3月25日，出春时间为6月3日。由此从晚春的气象学定义上再次佐证了“5月19日”作为中国旅游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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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讲，3月份冷空气活动仍较频繁，气温起伏大，天气变化快。北方地区还有沙尘暴，江南地区也有春季连阴雨的不利影响，使得很多地方不适于旅游。5月份冷空气活动不再明显，气温逐渐回升，一般情况下灾害性天气较少，天气变化也不像早春那么剧烈，适于安排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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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农时角度考虑，选江南水稻插秧以后，中原大地麦收以前为宜。综合各种因素，“中国旅游日”的设立当以不误农时、不悖孝道作为立足点，更应充分考虑气候条件对旅游资源的调节作用。在具体时间的选择上，“5月19日”因其特殊的人文意义和合理的气候条件，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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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分别从气象数据、气候学、地理学、人文学的专业角度分析，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不是专家，没有专业积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评论，这就是专家的优势和专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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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多关注和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多看这方面的书，多搜集这方面的信息，关注多了、写多了，你就能对这个方面的话题掌握比别人更多的信息和更深层次的认知。看到一条这个领域的相关新闻时，利用你的专业积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纵横捭阖，由此及彼，从现象看到本质，自然能作出更有深度和权威性的判断。一个对气候仅有常识认知的普通评论作者，与一个长期关注气候变化并以此为业的专家相比，评论事关气候的话题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大选的话题，让社科院美国所的研究员评论，和一个对美国的认知完全从新闻中得来的评论者比，人们当然更愿意看前者评论。因为评论者从新闻中看到的，读者也能看到，而美国所的研究员在日常研究中掌握的信息就多出读者许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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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美国媒体的评论版有较多研究的朋友跟我说过：《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都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他们的写作，整体上看局限在某一领域。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主攻的方向是国际。由于特殊机制，弗里德曼有机会也有财力可以飞遍全球游历、采访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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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坐了十年冷板凳，你只在电脑前坐了十分钟，高下立见。那十年的冷板凳，积累的就是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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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就将这方面的优势用到了极致。该报评论版主编王爱军称其为“专业判断”的优势——普通时评作者仅仅停留于浅层次的价值判断，而专家则能通过自己的专业优势作出“专业判断”。顶级的专家大多在京城，《新京报》评论部与京城各领域的专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并建立了专家的档案库。比如房产方面的话题，就邀请房产专家写，美国大选的话题，就请美国研究专家写。为了吸引专家写稿，他们建立了特别的稿酬制度，专家的评论附加值高，稿费当然应该高一些——评论的附加值能给作者带来附加利润。专家给评论版增辉，报纸也给专家提供了在公共事务领域发言的平台，这是一种双赢。许多专家都愿意给媒体写稿，因为总关在书斋中会越来越迟钝，而为媒体写时事评论则能将自己的研究与时代和社会结合起来，保持思考和思想的敏锐和敏感，让自己的研究在时事关注中更有现实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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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专家，被称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比如贺卫方、葛剑雄、张鸣等，他们的时事评论远比他们的专业研究更加有名。专业研究的影响局限于对专业感兴趣的小众，而时事评论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后，能产生非常大的舆论影响。比如，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一篇谈义和团的文章，发在专业学术刊物上毫无影响，而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却像给舆论扔进了一颗炸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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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当成为专家型的评论员，而不是什么事都能说几句却说得很普通的“大明白”。我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员有过交流，他说他们的评论员都是有分工的，这个关注国际，那个关注白宫政治，还有经济、文化、社会，都有较细的分工。他们招评论员时，本身就有专业背景的要求，相关领域的专家才能成为他们的专栏作家和社论撰稿人。一个人长时间专门关注和研究某方面的话题，你当然会作出超越一般眼光的判断，专业身份也会让人信服你的判断。而中国当下的评论员制度就缺乏这种专业分工，评论员基本是万能的，什么新闻都让一个评论员去评——评论员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调查，只能临时抱佛脚地搜集相关信息，评论自然停留于一种较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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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型评论员，并非要求评论员一定成为专家，而是要求在长期写作中相对集中地关注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比如我们《青年话题》，就有不少虽非专家，但长期关注某方面话题的作者：上海作者晏扬长期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他写出来的教育评论就高人一筹；广东作者洪巧俊长期关注三农问题，从农村走出来，当过数年农民，进城工作后又常回农村调研，持续关注三农问题，这自然使他关于农村话题的评论有了一种“专业判断”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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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五、亲身经历讲故事——“我”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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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评论编辑，我并不喜欢看那种站在云端上玩弄宏大概念、谈论大问题、空泛地抽象说理的“大话评论”，而喜欢那种放低身段、脚踏实地、从自己熟悉的身边小事和切身经历说起的“小我评论”。从自己的经历讲故事，能让文章有一种“我”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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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说出来与大家分享，让大家在生活的“共鸣”中悟到一个道理，这就是“我”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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