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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给学生讲评论的时候，我给他们讲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细节”。评论的水平，除了知识储备的比拼外，另一个比拼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谁抓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评论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抓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就意味着你的评论有了一个非常棒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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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闻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评论的角度不同，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的评论者关注的细节不一样。于是针对一个新闻事件可以有许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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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者写评论时，都不喜欢看新闻细节，一条新闻出来后，他们根本没有耐心去细读新闻，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新闻导语，就开始匆忙作出判断，有的甚至连导语都不看，仅仅看一下新闻标题，就已经选择了评论的角度。这样写评论，既容易误读新闻（因为现在网络标题党大行其道，新闻说的其实与标题不一样，充满噱头的标题只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在判断上出现偏差，角度也容易流于浅表和平庸。对新闻没有深入细致的阅读，仅仅粗略地看大体的事实轮廓，可以评论的角度自然就非常狭窄了，无法伸展开来，无法产生新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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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新闻出来后，时事评论之所以呈现出越来越同质化的可憎面孔（不同的作者，所选的角度惊人相似，文章除了表述不同外，观察的角度和基本观点都差不多），之所以会“同质化”，除了见识都很平庸外，浮躁是更重要的原因：不细读新闻，为了赶在媒体评论版截稿前写出文章投出去，看到标题就想当然地想象出整个新闻事实，并迫不及待地写出文章。大家都不关注细节，而是对着大体的新闻轮廓寻找角度，评论自然就同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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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不在现场作出判断，而判断又需要事实支撑，在现场的记者所写的新闻常常是评论员作出判断的唯一依据。所以，必须细读新闻，关注细节，才会有差异化的角度，并从差异化的角度中提升出差异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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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09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一则题为《浙江高考加分政策调整至今未有定论遭质疑》的新闻，报道的是浙江“三模三电”加分腐败曝光后，当地政府未有反应，继续执行这一政策。粗看这个标题，许多评论者心中就已经有了角度：批判加分腐败，批判作为加分腐败既得利益者的政府官员对加分腐败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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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加分腐败进行批评的评论文章已如汗牛充栋，再从这个角度写文批评，已经让读者产生了疲劳。我没有停留于对新闻事实的笼统和模糊的认知，而是细读新闻，注意到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浙江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本来知道“三模三电”（高考可以加分的项目）的人很少，媒体大肆报道后，参加活动的人更多了——媒体的报道和批评，不仅没有遏制加分腐败，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有这个叫“三模三电”的政策可以加分，于是更多的人钻这个腐败漏洞，通过让孩子参加这个活动来获得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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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细节，难道不比简单地批评加分腐败更有意思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写出的评论会更有认知价值。我针对这个细节写的评论题为《“媒体曝光反成加分广告”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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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怪那些从媒体曝光中知道“三模三电”，从而也去参加活动以争取加分的公众吗？当然不能，他们本就对高考公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害怕这底线的公平也会被践踏。而媒体对“三模三电”的报道则在印证其猜测中加剧了他们的焦虑，知道自己的孩子确实从这时起就不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这种焦虑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也能获得公平的机会，不输在高考加分这条起跑线上，他们只得去顺应那种潜规则——既然无法改变规则，无力消除加分腐败，只能去顺应和利用这种规则，为自己的孩子也争取一个加分机会。这种集体焦虑所驱使的结果，就是媒体曝光反而成为“三模三电”最好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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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往往易于被人忽视，而细节中往往又隐藏着最有意味的冲突。媒体报道四川白庙乡“政府吃喝账目全部向民众公开”的典型新闻时，评论作者基本上都把目光聚集到“白庙乡的财政全裸”上去了，而没有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也就是该县其他的乡镇和部门为什么不公开，理由是什么。新闻中其实也有这样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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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的主要推动人之一透露，透明曾面临四处碰壁的窘境，他就“公不公开”询问交通局、民政局等部门时，都遭遇到了回绝，甚至白庙乡起初也担心：如果公示财务后，村民发现招待费较多，可能会有意见，引发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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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细节切入，评论地方政府吃喝财政公开的问题，比单纯地谈“政府应该全裸”更有张力和厚度，更能揭示出政府的“吃饭财政”背后的体制障碍和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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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六、寻找最能体现新闻价值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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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闻事件，往往有很多可以切入的角度，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对新闻进行解读，有时是一个颇让人为难的选择。我的建议是，寻找最有意义、最能体现新闻价值、最符合社会的“问题意识”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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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0年6月22日，媒体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了，在李连杰的游说下，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一个官员，王振耀对推进中国慈善的发展作出过不少努力。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好几次大的灾害，慈善越来越引人关注，王振耀也更多地出现在舆论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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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在推动慈善上作出过不少努力，也因言论引发过不少争议的官员，可以有许多角度进行评论。比如，可从“政府慈善”和“民间慈善”的角度去谈，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向被挤压，政府慈善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慈善的发展相当缓慢，王振耀作为一个政府慈善的主管者，变身为一个民间慈善人士，这种转变，是不是有某种象征意义？比如，还可以从官员的人生理想去谈，从“社会上多了一位不懈追求的公民”的角度去分析，从“一个官员为什么会辞职”的角度去探究官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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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的角度是“官与民的身份转换”，评论题目叫《更多的王振耀，更常态的官民转换》，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对当下中国更有意义。走进官场就不再走出，走上仕途就不再回头，不管能不能上，宁愿碌碌无为，宁愿退休终老，宁愿出问题了等着被撤，也不会主动选择辞职，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官场和熟悉的官员，也是见惯的官场浮沉故事。王振耀另类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官员一种新的观念。其实这样事情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非常平常，官与民、官场与民间之间有着一种很常态化的转换机制，就好像商场的旋转门一样，官与民间的转移，就好像走旋转门那样平常。今天的部长，明天就可能成为哈佛法学院的院长。总统卸任了，第二天就成了平民。当官无需什么职级等差，平民可以被提名为部长，部长卸任后没有了任何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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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许多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当官，就是当人上人，当了官以后就永远不会退出官场。在这种语境中，王振耀的选择非常可贵，所以，有必要抓住这个典型，阐释“官与民应该有一种常态的转换机制”的政治常识。这种典型价值，远远高于局限于慈善层面的理解。这个报道最大的新闻价值也在于此，慈善问题上，有许多可写的由头，而“官员退出官场”的新闻太少太少了，尤其是在年轻人争当公务员的热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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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的是，我与编辑的判断非常一致。《新京报》评论编辑约我针对这条新闻写一篇评论时，并没有讨论和约定角度。我在权衡了各个角度的意义后选择了谈“官民身份转换”。编辑约稿后不放心，怕我把这个题目写偏，于是又打电话跟我说：他在邮箱中看到作者的投稿基本上都写偏了，都是就王振耀的身份谈慈善的问题，最好还是就“他的主动辞职”谈身份转换的问题。我跟他说了我的理解和角度，他就放心了。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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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闻，都有很多角度可以切入，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评论的价值，最好选择最能体现新闻价值的角度去切入。这不是被新闻牵着鼻子走，而是评论价值与新闻价值的一种共鸣。记者发掘出这个新闻的价值，但作为记者只能客观描述而不能加入过多的评论，这个发掘新闻价值、将新闻价值充分表达出来的任务，需要评论员去完成；新闻未能充分阐释的价值，需要评论深入、透彻地阐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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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对同一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和评论价值可能有不同的评估，因为每个人的问题意识都不一样。一个长期关注慈善问题的人，可能从王振耀的辞职中看到更多与慈善事务相关的意义。不过，如果对社会问题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认知，是能够在新闻价值和评论价值上产生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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